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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正当壮年，是个英武彪悍的典型军人。他是张汉卿的老对手了：在陕西，是张汉卿将其逐出；在湖北，是张汉卿阻住其南下之路；在安徽，是张汉卿挖了他的墙角。他对年纪比他小了近一半的张汉卿既有仇恨，又有由赞赏转为惺惺相惜之意，还有反对张汉卿拒不合并人民党为国民党一部分、“结党割据”有乃父军阀遗风之心。张汉卿对他说明来意并出示孙中山亲笔信件时，他却未做沉吟，慷慨说：“冯某以国事为重，自当遵从孙先生之决定。少帅且安排军事部署，我部当出其不意，一举击溃直系后方。”话虽如此说，冯玉祥对直系的力量还是很忌惮，对即使战而胜之之后的局势也有迷惘：张汉卿名义上尊孙中山为首，但能够保证奉系遵孙中山为首再组政府吗？
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张汉卿对冯玉祥可是了解甚透。自来都说要想带好军对总要有个理念和思想，蒋介石制军抬出三民主义，阎老四制军靠的是三国时的忠信礼义，这冯焕章制军靠的却是基督教加帮会帮规。
冯玉祥的大哥张之江当时是洪门大哥，他自费印了10000本圣经发给部下，冯玉祥的部下全部成了基督徒，冯本人也就被称为是基督将军。当然冯的基督教制军法绝对敌不过银无加高官厚碌，这已经被历史证明了的，张汉卿不想重复去做这项无意义的工作，他所能做的，就是急冯玉祥之所急，答应奉献100万两银元，以满足冯玉祥因急速扩军及吴佩孚打压后军饷无法及时发放导致的军饷拖欠问题。又不里子又有面子的好事，冯玉祥怎会不做？
此后，张汉卿赴天津会晤段祺瑞。
段祺瑞被直奉两军合力逐出北京后，他避居天津日本租界寿街，开始吃素念佛，表面上静心养性，实际上仍密切注视着政坛风云，以待复出。当直奉失和时，段祺瑞及时地派段芝贵到东北联络张作霖，又派徐树铮到南方交好于孙中山。才有段祺瑞、张作霖、孙中山结成反直“三角同盟”。
张汉卿熟读三国，对“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颇有心得。常感叹世事无常，以一段祺瑞为例而言，之所以在此时要极力笼络他，仅仅因为皖系虽经大败，仍有实力，在浙江（卢永祥任督军）、徐州可威胁直军后翼。可是不久前，奉军还在报纸上连篇讨伐并通电全国直斥段祺瑞为卖国贼。
之所以复联合段祺瑞，是因为张汉卿依稀记得正史上在反直成功后，冯玉祥与奉军又成水火不容之势。而且孙中山在彼，奉军花了无数心血得来的战果，怎能为别人作嫁衣裳，让孙中山轻易得了去！
他本来崇拜孙中山为革命所做的努力和巨大的声望，一直要扯虎皮作大旗，连人民党的宗旨也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但是真的让孙中山占了北京城大总统的位置，以四分五裂的国民党的能力，能够担负起救国救民的重任吗？就连他一厢情愿的所谓“民主选举”，在曹锟的搅和下成了民国的笑柄----但是这次选举从某种意义上说真的非常“民主”，从始至终没有任何强迫，完全是各议员自己配合完成了史上最大的选举丑闻！
可是反直胜利后，奉系也不能撇开孙中山自己做龙庭，那样奉系马上就处在风口浪尖。以奉系的实力，还远远不够抵御列强的不平等要求，以及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而做过三任总理的段祺瑞，是再好不过的扶持对象了。
于是段祺瑞发出通电，同意联合奉系，共讨贿选直系政府。而吴佩孚则请曹锟明发总统令，以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讨伐张作霖、段祺瑞。
吴佩孚非等闲之辈，他的直军虽然只有12个师，但都是身经百战，训练得当，战斗力丝毫不逊于人民军与奉军任何一支部队。在北临奉军，南有人民军形成两面夹击之战略态势时，他一面以主力集聚在北方，企图速战速决，在将奉军打回关外后再倚铁路交通之便回兵黄河以南迎击人民军。他暗中联络川、滇、黔、桂诸路军阀，并利诱宁夏省长马廷勷起兵，力图在人民军控制下的西北、西南、东南方向全面发起战端，拖住人民军北上的步伐，给直军在北方最终战胜奉军创造有利时间。
云南、贵州远偏一隅，两地环侧有桂、川诸路列强，且自身孱弱，对直奉大战谁胜谁败并无切身之痛，因此对吴佩孚的游说虚而不答。他们抱定了主意，谁胜了，谁就是正统的中央，当然在名义上就要服从。桂系自陆荣廷败退，内部一直陷入纷争，渐渐地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崭露头角。李宗仁有政治家的谋略，白崇禧有军事的敏锐性，人称“小诸葛”。他们打定了先平定广西内部，再视形势伺机而动的方针，因此对吴佩孚所提的只要桂军在人民军华南背后发动攻势，战后东南各地均在其榖中的大饼仅抱以道义上的支持----因为曹锟已是合法的大总统----至于出兵，军饷、装备均不足，请中央给予补给吧。马廷勷在不得已降张汉卿之后，一直念念不忘“回人治回”。虽然张汉卿控制下的人民军政府给予了很高的自治权，仍不能满足其欲望。只是人民军势力强大，这个念头一直隐而不发。吴佩孚所言，正合他意。只是西北人民军拥有4个师的强大兵力，他只能冀希望于川军的率先行动，自己也伺机在背后插一刀。
然而因为川、滇、桂、黔各路军都各有算盘，对强大的人民军力量均怀忌惮，最终反奉之事只停留在构想中。马廷勷孤军当然不敢造次，只得观望风向。
此时正当壮年，是个英武彪悍的典型军人。他是张汉卿的老对手了：在陕西，是张汉卿将其逐出；在湖北，是张汉卿阻住其南下之路；在安徽，是张汉卿挖了他的墙角。他对年纪比他小了近一半的张汉卿既有仇恨，又有由赞赏转为惺惺相惜之意，还有反对张汉卿拒不合并人民党为国民党一部分、“结党割据”有乃父军阀遗风之心。张汉卿对他说明来意并出示孙中山亲笔信件时，他却未做沉吟，慷慨说：“冯某以国事为重，自当遵从孙先生之决定。少帅且安排军事部署，我部当出其不意，一举击溃直系后方。”话虽如此说，冯玉祥对直系的力量还是很忌惮，对即使战而胜之之后的局势也有迷惘：张汉卿名义上尊孙中山为首，但能够保证奉系遵孙中山为首再组政府吗？
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张汉卿对冯玉祥可是了解甚透。自来都说要想带好军对总要有个理念和思想，蒋介石制军抬出三民主义，阎老四制军靠的是三国时的忠信礼义，这冯焕章制军靠的却是基督教加帮会帮规。
冯玉祥的大哥张之江当时是洪门大哥，他自费印了10000本圣经发给部下，冯玉祥的部下全部成了基督徒，冯本人也就被称为是基督将军。当然冯的基督教制军法绝对敌不过银无加高官厚碌，这已经被历史证明了的，张汉卿不想重复去做这项无意义的工作，他所能做的，就是急冯玉祥之所急，答应奉献100万两银元，以满足冯玉祥因急速扩军及吴佩孚打压后军饷无法及时发放导致的军饷拖欠问题。又不里子又有面子的好事，冯玉祥怎会不做？
此后，张汉卿赴天津会晤段祺瑞。
段祺瑞被直奉两军合力逐出北京后，他避居天津日本租界寿街，开始吃素念佛，表面上静心养性，实际上仍密切注视着政坛风云，以待复出。当直奉失和时，段祺瑞及时地派段芝贵到东北联络张作霖，又派徐树铮到南方交好于孙中山。才有段祺瑞、张作霖、孙中山结成反直“三角同盟”。
张汉卿熟读三国，对“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颇有心得。常感叹世事无常，以一段祺瑞为例而言，之所以在此时要极力笼络他，仅仅因为皖系虽经大败，仍有实力，在浙江（卢永祥任督军）、徐州可威胁直军后翼。可是不久前，奉军还在报纸上连篇讨伐并通电全国直斥段祺瑞为卖国贼。
之所以复联合段祺瑞，是因为张汉卿依稀记得正史上在反直成功后，冯玉祥与奉军又成水火不容之势。而且孙中山在彼，奉军花了无数心血得来的战果，怎能为别人作嫁衣裳，让孙中山轻易得了去！
他本来崇拜孙中山为革命所做的努力和巨大的声望，一直要扯虎皮作大旗，连人民党的宗旨也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但是真的让孙中山占了北京城大总统的位置，以四分五裂的国民党的能力，能够担负起救国救民的重任吗？就连他一厢情愿的所谓“民主选举”，在曹锟的搅和下成了民国的笑柄----但是这次选举从某种意义上说真的非常“民主”，从始至终没有任何强迫，完全是各议员自己配合完成了史上最大的选举丑闻！
可是反直胜利后，奉系也不能撇开孙中山自己做龙庭，那样奉系马上就处在风口浪尖。以奉系的实力，还远远不够抵御列强的不平等要求，以及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而做过三任总理的段祺瑞，是再好不过的扶持对象了。
于是段祺瑞发出通电，同意联合奉系，共讨贿选直系政府。而吴佩孚则请曹锟明发总统令，以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讨伐张作霖、段祺瑞。
吴佩孚非等闲之辈，他的直军虽然只有12个师，但都是身经百战，训练得当，战斗力丝毫不逊于人民军与奉军任何一支部队。在北临奉军，南有人民军形成两面夹击之战略态势时，他一面以主力集聚在北方，企图速战速决，在将奉军打回关外后再倚铁路交通之便回兵黄河以南迎击人民军。他暗中联络川、滇、黔、桂诸路军阀，并利诱宁夏省长马廷勷起兵，力图在人民军控制下的西北、西南、东南方向全面发起战端，拖住人民军北上的步伐，给直军在北方最终战胜奉军创造有利时间。
云南、贵州远偏一隅，两地环侧有桂、川诸路列强，且自身孱弱，对直奉大战谁胜谁败并无切身之痛，因此对吴佩孚的游说虚而不答。他们抱定了主意，谁胜了，谁就是正统的中央，当然在名义上就要服从。桂系自陆荣廷败退，内部一直陷入纷争，渐渐地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崭露头角。李宗仁有政治家的谋略，白崇禧有军事的敏锐性，人称“小诸葛”。他们打定了先平定广西内部，再视形势伺机而动的方针，因此对吴佩孚所提的只要桂军在人民军华南背后发动攻势，战后东南各地均在其榖中的大饼仅抱以道义上的支持----因为曹锟已是合法的大总统----至于出兵，军饷、装备均不足，请中央给予补给吧。马廷勷在不得已降张汉卿之后，一直念念不忘“回人治回”。虽然张汉卿控制下的人民军政府给予了很高的自治权，仍不能满足其欲望。只是人民军势力强大，这个念头一直隐而不发。吴佩孚所言，正合他意。只是西北人民军拥有4个师的强大兵力，他只能冀希望于川军的率先行动，自己也伺机在背后插一刀。
然而因为川、滇、桂、黔各路军都各有算盘，对强大的人民军力量均怀忌惮，最终反奉之事只停留在构想中。马廷勷孤军当然不敢造次，只得观望风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