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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挨户讲完了这个村子人的死法。
透过这些死法，刘承宗把这地方两年来的遭遇弄清楚了。
老头儿叫徐老翁，说自己年轻时长得显老，二十多岁就有人给他起外号叫徐老翁，一眨眼叫了五十多年，比本名还本名。
他刚叫徐老翁那会，万历爷才刚登基。
现在那些叫他徐老翁的人都不在了。
他也已经熬走仨皇帝，正在尝试能不能熬走第四个。
这村子以前有很多低产山地田，靠着沟通庆阳、延安二府的官道，山下有每月逢六开集的市场。
百姓大多务农，但有工匠也有商人，靠山吃山，在这条官道上，他们负责把山民采集的皮子、骨头、药材、花草贩去庆阳府城，所以还比较繁华。
但从农业角度说，这村子又很穷，穷到免疫了土地兼并。
因为一亩良田都没有，只有两万多亩山地田，刘家两营分哨驻扎的山峁，认为是村子的地方，超过一半都是他们以前住在地里挖的窑。
以前这也有地主，是个外地来的商贾，看中了这里的商业价值，开始买地。
一般村庄田地都很重要，不是说买就能买的，除非村庄本来的百姓都不要这块地，才能卖给外乡人。
但这不一样，地主说买，只要价钱合适，村民立刻就卖，而且还不准地主反悔。
因为这一亩地正常年景只能产二三十斤麦子，相对来说也不需要精耕细作，对土地也没啥要求，你把这买了我就去别的地方种地。
地主雇不到佃户，最后一算买地的钱五年都回不来，把自己气死了。
那些地又成了村民的。
但是到前年，旱灾来了，噩梦开始。
第一个死掉的，是每逢开集把山货卖去庆阳府的游商，出去就没再回来。
人们听说，因为旱灾，路上经常有贼人出没。
粮食减产，村里也没个乡绅能主事。
有些人开始想办法，开更多的地、种更多的粮，很多人没等到地开出来就先把自己累死。
还有几个人动了歪心思，要吃绝户，欺负游商留下的孤儿寡母，孤儿被扔进山沟，寡母在之后的夜里跳了井。
那几个人说真晦气，毁了村里的井。
然后有人做流民、有人做山贼、有人投军、有人混吃等死，瞄着啥时候再吃个绝户。
总之，变了。
直到去年，来了位游击伍将军，驻军陆坪。
做贼的被杀了，剩下几个吃绝户的也被村民告状，不知怎么人就没了。
一切看上去好像要恢复正常，虽然旱灾还在，但那些用人命做代价新开出的田地也还在，村里人更少，他们能活下去。
可是当伍将军率军撤退，贼越来越多了。
延安的贼过境，会经过这；庆阳的贼去延安，也会经过这。
贼寇来来往往，庆阳府的卫军也追来追去。
到今年还剩四十多户，李老豺过来，看村里百姓惨兮兮的模样，说要带他们去抢合水县城，十几户人家的青壮年都跟了过去，一个都没回来。
他们剩下的婆姨，有娘家的逃回娘家、往外跑的往外跑，还有俩带着娃作伴去山沟子里吊死了。
再往后溃军又来了，抢了几件棉袄，让百姓进山给他们采药去，说东边下雨了。
药还没采回来，那几个马兵就已经跑了，还让他们赶紧跑，说官军被打败了。
后来村里人跑的跑、走的走、死的死，如今只剩下七户。
包括老头儿在内，七户人见多识广心如铁石，都有和老头一样的意识，对苦难放弃抵抗。
实际上就在刘承宗和老头聊天这半个时辰，村里还剩五户。
有一个本来就得了病，刚好病死；另一个从狮子营的士兵那要到两口炒面，乐呵呵吃了之后自己出村，在干渠里把自己碰死了。
刘承宗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死，又好像知道他为什么要死。
这个村子曾经活过的那些人，不仅仅只出了吃绝户的败类，他们以农民的身份，在没有官府的帮助下，试过了所有能够求生的办法。
做好事的、做坏事的、从贼的、从军的、种地的、做买卖的。
都死了。
反倒徐老翁最奇怪，他岁数大了，跑也跑不动、打也打不过，干脆放弃抵抗，贼来不来、兵来不来，他都在这坐着。
反正活了这么多年，再继续活下去也没太大意思。
结果反倒别管兵来还是贼来，看他一把年纪，都会给他丢点粮食，结果就这么过来了。
身强力壮的后生都死净了，他还活着。
刘承宗也想让他活着，也让承运带人给老头拿了几小袋米粮，搁到屋里去。
他说：“你可不能死，以后会好的，我能让你们都吃饱饭。”
徐老翁好像又没听见，坐在小凳上，颤颤巍巍笑笑：“又光张嘴不说话了。”
“我说你别死！我能让你们都吃上饭！”
这次刘狮子很确信老头儿听清了，但他还是颤巍巍不说话。
他心想，他可能不是第一个对老头儿说出这样的话的人。
像这样的长寿老人，不论是兵是贼，正常人知道以后都会问声好，都会鼓励他好好活下去，也可能都会说，你们能吃上饭。
伍维藩可能说过，贺虎臣可能也说过，甚至贺虎臣的逃兵溃兵都没准也说过。
而且每个人说这话时可能都是出于真心。
只是这种没有期限与条件的承诺，又有几个人能完成呢？
人生在世，谁能没有遗憾。
刘承宗不再多坐，起身朝护兵们搭好的军帐走去，走出几步转头道：“老头儿，你好好活着，争取把崇祯送走。”
本以为徐老翁还会不理他，哪知道老头儿乐了。
徐老翁心想，多少年前就有县太爷说过一样的话，让老夫好好活着。
现在那县太爷都入土三四年了。
“你多撑几年，好好看着我怎么让人活下来。”
-
注：
《宁州志》记载，宁州地方明末人丁一万六千三百二十，到顺治七年，减少了一万一千九百九十。
家挨户讲完了这个村子人的死法。
透过这些死法，刘承宗把这地方两年来的遭遇弄清楚了。
老头儿叫徐老翁，说自己年轻时长得显老，二十多岁就有人给他起外号叫徐老翁，一眨眼叫了五十多年，比本名还本名。
他刚叫徐老翁那会，万历爷才刚登基。
现在那些叫他徐老翁的人都不在了。
他也已经熬走仨皇帝，正在尝试能不能熬走第四个。
这村子以前有很多低产山地田，靠着沟通庆阳、延安二府的官道，山下有每月逢六开集的市场。
百姓大多务农，但有工匠也有商人，靠山吃山，在这条官道上，他们负责把山民采集的皮子、骨头、药材、花草贩去庆阳府城，所以还比较繁华。
但从农业角度说，这村子又很穷，穷到免疫了土地兼并。
因为一亩良田都没有，只有两万多亩山地田，刘家两营分哨驻扎的山峁，认为是村子的地方，超过一半都是他们以前住在地里挖的窑。
以前这也有地主，是个外地来的商贾，看中了这里的商业价值，开始买地。
一般村庄田地都很重要，不是说买就能买的，除非村庄本来的百姓都不要这块地，才能卖给外乡人。
但这不一样，地主说买，只要价钱合适，村民立刻就卖，而且还不准地主反悔。
因为这一亩地正常年景只能产二三十斤麦子，相对来说也不需要精耕细作，对土地也没啥要求，你把这买了我就去别的地方种地。
地主雇不到佃户，最后一算买地的钱五年都回不来，把自己气死了。
那些地又成了村民的。
但是到前年，旱灾来了，噩梦开始。
第一个死掉的，是每逢开集把山货卖去庆阳府的游商，出去就没再回来。
人们听说，因为旱灾，路上经常有贼人出没。
粮食减产，村里也没个乡绅能主事。
有些人开始想办法，开更多的地、种更多的粮，很多人没等到地开出来就先把自己累死。
还有几个人动了歪心思，要吃绝户，欺负游商留下的孤儿寡母，孤儿被扔进山沟，寡母在之后的夜里跳了井。
那几个人说真晦气，毁了村里的井。
然后有人做流民、有人做山贼、有人投军、有人混吃等死，瞄着啥时候再吃个绝户。
总之，变了。
直到去年，来了位游击伍将军，驻军陆坪。
做贼的被杀了，剩下几个吃绝户的也被村民告状，不知怎么人就没了。
一切看上去好像要恢复正常，虽然旱灾还在，但那些用人命做代价新开出的田地也还在，村里人更少，他们能活下去。
可是当伍将军率军撤退，贼越来越多了。
延安的贼过境，会经过这；庆阳的贼去延安，也会经过这。
贼寇来来往往，庆阳府的卫军也追来追去。
到今年还剩四十多户，李老豺过来，看村里百姓惨兮兮的模样，说要带他们去抢合水县城，十几户人家的青壮年都跟了过去，一个都没回来。
他们剩下的婆姨，有娘家的逃回娘家、往外跑的往外跑，还有俩带着娃作伴去山沟子里吊死了。
再往后溃军又来了，抢了几件棉袄，让百姓进山给他们采药去，说东边下雨了。
药还没采回来，那几个马兵就已经跑了，还让他们赶紧跑，说官军被打败了。
后来村里人跑的跑、走的走、死的死，如今只剩下七户。
包括老头儿在内，七户人见多识广心如铁石，都有和老头一样的意识，对苦难放弃抵抗。
实际上就在刘承宗和老头聊天这半个时辰，村里还剩五户。
有一个本来就得了病，刚好病死；另一个从狮子营的士兵那要到两口炒面，乐呵呵吃了之后自己出村，在干渠里把自己碰死了。
刘承宗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死，又好像知道他为什么要死。
这个村子曾经活过的那些人，不仅仅只出了吃绝户的败类，他们以农民的身份，在没有官府的帮助下，试过了所有能够求生的办法。
做好事的、做坏事的、从贼的、从军的、种地的、做买卖的。
都死了。
反倒徐老翁最奇怪，他岁数大了，跑也跑不动、打也打不过，干脆放弃抵抗，贼来不来、兵来不来，他都在这坐着。
反正活了这么多年，再继续活下去也没太大意思。
结果反倒别管兵来还是贼来，看他一把年纪，都会给他丢点粮食，结果就这么过来了。
身强力壮的后生都死净了，他还活着。
刘承宗也想让他活着，也让承运带人给老头拿了几小袋米粮，搁到屋里去。
他说：“你可不能死，以后会好的，我能让你们都吃饱饭。”
徐老翁好像又没听见，坐在小凳上，颤颤巍巍笑笑：“又光张嘴不说话了。”
“我说你别死！我能让你们都吃上饭！”
这次刘狮子很确信老头儿听清了，但他还是颤巍巍不说话。
他心想，他可能不是第一个对老头儿说出这样的话的人。
像这样的长寿老人，不论是兵是贼，正常人知道以后都会问声好，都会鼓励他好好活下去，也可能都会说，你们能吃上饭。
伍维藩可能说过，贺虎臣可能也说过，甚至贺虎臣的逃兵溃兵都没准也说过。
而且每个人说这话时可能都是出于真心。
只是这种没有期限与条件的承诺，又有几个人能完成呢？
人生在世，谁能没有遗憾。
刘承宗不再多坐，起身朝护兵们搭好的军帐走去，走出几步转头道：“老头儿，你好好活着，争取把崇祯送走。”
本以为徐老翁还会不理他，哪知道老头儿乐了。
徐老翁心想，多少年前就有县太爷说过一样的话，让老夫好好活着。
现在那县太爷都入土三四年了。
“你多撑几年，好好看着我怎么让人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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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宁州志》记载，宁州地方明末人丁一万六千三百二十，到顺治七年，减少了一万一千九百九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