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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河湟谷地的共识,就是刘承宗早晚还会杀出来。
有识之士得出这个结论,论据是河湟无险可守,能谈得上易守难攻的地方很多,但都需要大量脱产兵员,河湟也有八千营兵把守各地。
其中还算上了镇海营和伏羌堡,还没开打这五千营兵就已经吃上刘家粮了,打个屁。
平民百姓得出这个结论,论据更简单,海上可没地方种地,大元帅在那窝着,他吃啥啊?
不过对寻常百姓来说,即使知道刘承宗会杀出来,也没啥意义,老爷们往东跑,那充其量是去兰州旅游。
好心的旅游期间把佃户的地租免了,拿出大房子让长工住着;有那不免地租的,等回来再让佃户交也算本分。
反正老爷们带着地契,只要河湟没沦陷,回来还是老爷;就算沦陷了,朝廷啥时候打回来,老爷也依然还是老爷。
平民百姓就不一样了,佃户去兰州佃不到地,自耕农和小商贩离了这片地就叫抛家舍业。
五亩地加个鸡笼猪圈,只值碎银几两,对一些人来说,做成箔纸吹上天比风都轻。
但对更多人来说,几两银子比命都重,值得冒险侥幸,把自己拴在土地上赌一场。
万一贼没打到自己家呢?万一元帅府不滥杀无辜呢?
在莫与京心里,士绅不能跑。
因为他们是能跑的人,所以不能跑,作为地方首领、百姓的主心骨、手握田地的坐地户,平时受人尊崇,到了战争时期必须留在地方率领百姓。
在正常情况下,是战是降,他们给百姓拿主意;是跑是走,他们来组织百姓;就算要逃跑避难,也得由他们带着百姓逃跑。
就算敌人暴虐贪婪,士绅降了留在地方挨刀,也是士绅乡贤的责任与义务。
有他们顶在前面,百姓就不会太遭殃,否则他们跑了,留百姓在那被暴虐贪婪的敌人泄愤吗?
但刘承宗不一样,刘承宗太吓人了。
河湟的士绅很难把他视作正常政权来看,反而要么把他看做过去杀富济贫的流贼、要么就把他看做汉人血统的吐蕃赞普兼任蒙古大汗版的努尔哈赤。
总之,是那种不给富家士绅留活路的人。
这两年元帅府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人们的思绪,自从刘承宗在西宁设立府学起,河湟绝大多数士绅就不敢打算跟他共富贵了。
当然也还有留在河湟的,这部分人早就把家里聪明的孩子送进西宁府学读书了,听闻帅府进兵,送得早的弹冠相庆、送得晚的扼腕叹息。
莫与京率军火急火燎临近河口,眼看还有三里路,官道与河岸就被堵得水泄不通,单是坏掉和丢弃的马车驴车就扔了足足一里地。
黄河两岸到处是衣着面料华贵、纹饰精美的富户士人拥堵于此,携良驹美眷小厮婢女,钱在这个地方已经不是钱了,岸边到处是挥舞银两的人向河上催促叫骂。
黄河艄公一趟趟往来运送,就连牛皮筏子羊皮筏子都挤满了人,人群像被驱赶的牛羊般时而涉水临岸、时而退向渡口,并不时夹杂一声惊呼。
不是河里有筏子翻了,就是岸边有人趁机抢夺,种种乱象不一而足。
莫与京看见这帮四处逃窜的士绅就来气,劈手夺过部下的三眼铳朝天放响,留下人手到后面观望敌情,布置军兵维持秩序,颁布禁止慌乱抢夺的条例,同时派了俩兵到对岸,让兰州参将征调民船、调兵渡河。
“先让兰州的旗军营兵渡河,再把洮州岷州临洮巩昌的土司都调来,河口不能丢!”
一来河口丢了,刘承宗就能直接威胁兰州、切断甘肃镇与陕西的联系,另一方面……莫与京认为荷花河湟谷地的土司们正在调兵遣将,一支规模庞大的军势将在半月之内完成集结。
到时候官军分道进剿,必能大破刘贼。
若丢掉了河口,土司们得不到来自兰州方向的支援,各自为战定难取胜。
不过很快,莫与京就意识到问题似乎没有这么简单,他居然在黄河渡口发现了好几个土司的子侄。
莫与京也是西宁人,作为西宁出去的将官,他和许多土官同僚相交甚密,李土司、祁土司的家人怎么都跑了?
细细一问,那些土司们居然都在过年时被刘承宗邀去俱尔湾过年,得知这一消息的莫与京感到头晕目眩:“他们,他们去元帅府干嘛!”
一座座城寨或被拔除攻陷、或望风而降的消息不断从西边传来,土司不在领地,即使那些土家族掌握人口众多,也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每个由残兵败卒带回的消息都像噩耗,重重敲击在莫与京的心头。
河湟谷地,恐怕要失守了。
兰州将会和山海关一样,成为直接面临敌军威胁的前线。
事情进行到这一步,已经不是莫与京所能控制的,他赶忙再度派人登船去往对岸,将军情急报正在陕西巡抚练国事,请求再次调集关中五镇大将率边军协讨河湟。
就在此时,西边终于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各路降兵溃卒被收拢了,在上川口遏制住溃逃的乱局。
唯一一个没有前往俱尔湾的土司、曾任昌平副将的老土司冶国器,率二十名家丁、二十七名土兵抬棺进驻冰沟马场,召集各家土司军民,盟誓死守河湟,立起了朙字大旗。
一支支在河湟谷地被元帅府大军追赶奔逃、如蒙头苍蝇般乱窜的散兵游勇,重新找到了主心骨,开始向上川口汇聚。
冶国器派人向河口传来消息,请莫与京向朝廷求援,并挥师西进,到上川口主持大局。
紧随其后,世居河西的连城土司、参将鲁允昌率一千二百土兵进驻西大通堡,同冶国器遥相呼应,誓死镇守大通河桥马驿。
莫与京对此欣喜若狂,当即于河口誓师,鼓舞振奋军兵士气,同样撑起了破旧招展的朙字大旗,率七百老兵西进。
nbsp;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河湟谷地的共识,就是刘承宗早晚还会杀出来。
有识之士得出这个结论,论据是河湟无险可守,能谈得上易守难攻的地方很多,但都需要大量脱产兵员,河湟也有八千营兵把守各地。
其中还算上了镇海营和伏羌堡,还没开打这五千营兵就已经吃上刘家粮了,打个屁。
平民百姓得出这个结论,论据更简单,海上可没地方种地,大元帅在那窝着,他吃啥啊?
不过对寻常百姓来说,即使知道刘承宗会杀出来,也没啥意义,老爷们往东跑,那充其量是去兰州旅游。
好心的旅游期间把佃户的地租免了,拿出大房子让长工住着;有那不免地租的,等回来再让佃户交也算本分。
反正老爷们带着地契,只要河湟没沦陷,回来还是老爷;就算沦陷了,朝廷啥时候打回来,老爷也依然还是老爷。
平民百姓就不一样了,佃户去兰州佃不到地,自耕农和小商贩离了这片地就叫抛家舍业。
五亩地加个鸡笼猪圈,只值碎银几两,对一些人来说,做成箔纸吹上天比风都轻。
但对更多人来说,几两银子比命都重,值得冒险侥幸,把自己拴在土地上赌一场。
万一贼没打到自己家呢?万一元帅府不滥杀无辜呢?
在莫与京心里,士绅不能跑。
因为他们是能跑的人,所以不能跑,作为地方首领、百姓的主心骨、手握田地的坐地户,平时受人尊崇,到了战争时期必须留在地方率领百姓。
在正常情况下,是战是降,他们给百姓拿主意;是跑是走,他们来组织百姓;就算要逃跑避难,也得由他们带着百姓逃跑。
就算敌人暴虐贪婪,士绅降了留在地方挨刀,也是士绅乡贤的责任与义务。
有他们顶在前面,百姓就不会太遭殃,否则他们跑了,留百姓在那被暴虐贪婪的敌人泄愤吗?
但刘承宗不一样,刘承宗太吓人了。
河湟的士绅很难把他视作正常政权来看,反而要么把他看做过去杀富济贫的流贼、要么就把他看做汉人血统的吐蕃赞普兼任蒙古大汗版的努尔哈赤。
总之,是那种不给富家士绅留活路的人。
这两年元帅府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人们的思绪,自从刘承宗在西宁设立府学起,河湟绝大多数士绅就不敢打算跟他共富贵了。
当然也还有留在河湟的,这部分人早就把家里聪明的孩子送进西宁府学读书了,听闻帅府进兵,送得早的弹冠相庆、送得晚的扼腕叹息。
莫与京率军火急火燎临近河口,眼看还有三里路,官道与河岸就被堵得水泄不通,单是坏掉和丢弃的马车驴车就扔了足足一里地。
黄河两岸到处是衣着面料华贵、纹饰精美的富户士人拥堵于此,携良驹美眷小厮婢女,钱在这个地方已经不是钱了,岸边到处是挥舞银两的人向河上催促叫骂。
黄河艄公一趟趟往来运送,就连牛皮筏子羊皮筏子都挤满了人,人群像被驱赶的牛羊般时而涉水临岸、时而退向渡口,并不时夹杂一声惊呼。
不是河里有筏子翻了,就是岸边有人趁机抢夺,种种乱象不一而足。
莫与京看见这帮四处逃窜的士绅就来气,劈手夺过部下的三眼铳朝天放响,留下人手到后面观望敌情,布置军兵维持秩序,颁布禁止慌乱抢夺的条例,同时派了俩兵到对岸,让兰州参将征调民船、调兵渡河。
“先让兰州的旗军营兵渡河,再把洮州岷州临洮巩昌的土司都调来,河口不能丢!”
一来河口丢了,刘承宗就能直接威胁兰州、切断甘肃镇与陕西的联系,另一方面……莫与京认为荷花河湟谷地的土司们正在调兵遣将,一支规模庞大的军势将在半月之内完成集结。
到时候官军分道进剿,必能大破刘贼。
若丢掉了河口,土司们得不到来自兰州方向的支援,各自为战定难取胜。
不过很快,莫与京就意识到问题似乎没有这么简单,他居然在黄河渡口发现了好几个土司的子侄。
莫与京也是西宁人,作为西宁出去的将官,他和许多土官同僚相交甚密,李土司、祁土司的家人怎么都跑了?
细细一问,那些土司们居然都在过年时被刘承宗邀去俱尔湾过年,得知这一消息的莫与京感到头晕目眩:“他们,他们去元帅府干嘛!”
一座座城寨或被拔除攻陷、或望风而降的消息不断从西边传来,土司不在领地,即使那些土家族掌握人口众多,也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每个由残兵败卒带回的消息都像噩耗,重重敲击在莫与京的心头。
河湟谷地,恐怕要失守了。
兰州将会和山海关一样,成为直接面临敌军威胁的前线。
事情进行到这一步,已经不是莫与京所能控制的,他赶忙再度派人登船去往对岸,将军情急报正在陕西巡抚练国事,请求再次调集关中五镇大将率边军协讨河湟。
就在此时,西边终于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各路降兵溃卒被收拢了,在上川口遏制住溃逃的乱局。
唯一一个没有前往俱尔湾的土司、曾任昌平副将的老土司冶国器,率二十名家丁、二十七名土兵抬棺进驻冰沟马场,召集各家土司军民,盟誓死守河湟,立起了朙字大旗。
一支支在河湟谷地被元帅府大军追赶奔逃、如蒙头苍蝇般乱窜的散兵游勇,重新找到了主心骨,开始向上川口汇聚。
冶国器派人向河口传来消息,请莫与京向朝廷求援,并挥师西进,到上川口主持大局。
紧随其后,世居河西的连城土司、参将鲁允昌率一千二百土兵进驻西大通堡,同冶国器遥相呼应,誓死镇守大通河桥马驿。
莫与京对此欣喜若狂,当即于河口誓师,鼓舞振奋军兵士气,同样撑起了破旧招展的朙字大旗,率七百老兵西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