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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支柱产业就地取典型
为群众谋利南巡找出路
说话之间，麦收季节到了。这一年的小麦，虽然遇上了大旱天气，却又出奇地长得好，秸秆爽直，穗大穗多，籽粒饱满，色泽鲜净。这正是朱镕基总理刚上任时，说了“三年不收成，老百姓有饭吃”的话以后。
在这年的春天，一直没有下过透墒雨，天这么旱，群众都抱怨说：“当总理的不该说过天话”人人担心麦季的收成不会好。谁知这麦子竟然这么好，老百姓都说，还是老天爷叫吃饭了劲大。其实收成好的原因，前人已经总结出来。老话说：“麦收八十三场雨”这一年正好应了这个经验之谈。种麦前的农历八月份，下了一场透墒，给小麦播种垫了好底子；播种以后的农历十月份，又下了一场好雨，给小麦的盘根、分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以后一直没有下雨，直到过罢年的农历三月份，才又下了一场比较大的如油春雨，对小麦的拔节、灌浆都十分有利。小麦是铁秆庄稼“没有哭活的伯，没有瞎枯的麦”三场雨下到了点子上，大旱之年小麦竟然获得大丰收，这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
我自己开上车，到全镇各村看看，心里很满意。说来奇怪，在学校、在县委办公室多年，从来没有关心过收成，当上了这个党委书记，天气呀，收成呀，每天都是揪心扯肝的，正所谓“父母官效应”吧。
乡镇工作虽然忙乱，其实也是有规律的。一般说来，一冬一春，才是干部们给老百姓找事的最忙时节。进入麦收以后，农活日渐忙碌，乡镇抓农业不过是瞎咋呼，没有几个群众会听你那一套。“老百姓扎镰，乡干部变闲。”越是老百姓忙的时候，你主要领导可以躲得远一点，也无碍大局。等群众一直忙到种罢麦，干部们才像过阴后还阳一般地露面，开始组织冬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工作，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显得特别有所作为。
办学、修路的间歇内，食用菌这个支柱产业我一刻也没有忘记。除了那次陪徐县长走走看看外，一有空就带上副镇长华秋实、食用菌办公室主任周礼中，到卧牛坡村去查看进展情况。
种香菇是一个技术性强、很不容易发展的项目，必须像郑付安那样，让群众真正看到实惠，他们才肯出来仿效。因此，我要求食用菌办公室把郑付安这个典型一定抓好，抓出成效。为此，县里分给的十六万元多种经营农贷指标，我在党委会上，强调要求不能撒胡椒面，要集中使用，全部让分给了卧牛坡村，把他们这个村作为发展食用菌的试点。
选这个村做试点，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这个村的支部书记郑爱民，工作特别棒，是全县有名气的支部书记之一，就差给一个正式干部指标转干了。二是这个村有基础，郑付安、肖兴亮等十几户农民已经率先起步，并且收入颇高。三是这个村的资源丰富，郑爱民当支部书记有眼光，有事业心，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没有群众再上山砍柴烧了，他组织群众把山上的栗树毛毛都拢成了小树，转眼成了两把粗细的栗树。这是生产袋料香菇的上好原料。
除了卧牛坡村以外，我们又在果子峪村发现了樊定金、草场坡村发现了娄明代、火神庙村发现了刘国玺，这几个人在发展香菇方面都已经走在了群众前头。特别是果子峪村的樊定金，大家说他是一个土专家，其实不然，他女人姚梅才是真正的土专家，这女人颇有几分姿色，娘家是石盘沟村的，因为家里穷，勉强上到初中毕业，没有能够继续上高中，也正因为家里穷，才嫁给了外憨内秀的樊定金。
樊定金这个人没多少话，他女人的话却多，也很得体。据她自己说，这食用菌还是她最先从农村科普杂志上看到的，她就和樊定金摸索着干了起来，结果成功了。她说这些话时，一点也不像是吹嘘的，樊定金只是憨憨地笑笑。更为可贵的是，他们不仅发展香菇，还试种了一种黄背木耳，原料只是一些花生糠、玉米芯，每袋成本用不了五毛钱，而且技术操作没有香菇那么严格。
黄背木耳是一种大路货，质量不抵黑木耳，因为造价低，却在饭铺里大行其道。灌河镇的南边开鲁县城内有人大量收购，每市斤七八块，这样算来，一棚五百袋，毛收入可以达到五千多元，最易于推广。他们第一年试种，菌丝发得很好，到了伏天，才能见到分晓。一通百通，他们的地窖里，还试种有金针菇、平菇，都长得很好。
看了这些典型，我心里萌生出一个支柱产业的大体轮廓，一个宏伟计划不断地丰富完善。但我已经汲取了修路的经验，告诫自己，不能操之过急，从点滴抓起，从典型抓起，逐步推广，相信一定能够抓出成效。
我对春亭说：“麦天了，没有多少事情，想不想出外跑跑？”春亭哪有不同意的道理？
我说：“看来，食用菌这个支柱产业大有潜力可挖，千家万户都可以干，最适合咱灌河这山区。但是，目前还有两大问题没有解决。一个是技术推广问题，第一年的投入最大，因为要建灭菌灶、建发菌室、建生产棚，一间投入不下五百元，群众要是没有技术，大动员、大上马的风险太大，号召了群众肯定不干，强压任务只会适得其反，孟坪乡的教训我们应该汲取；二是有一个与市场对接的问题，食用菌的市场形势究竟如何，我们应当出去考察一下，发动群众时心中才有底数。所以，我想，我们去广州考察一下，那里是面向全球的，尤其是面向香港和东南亚各国的商品集散地，信息量肯定足。”
凡是当领导的想干什么事情，都能够找来道理，甚至是理论根据，不仅为了说服别人，也不知不觉地说服了自己。我也不脱这个套套，反正正好有朋友多次邀请上广州去开心，这广州就去得安鼻子带眼，有理有据了。不信，如果想去新疆乌鲁木齐或云南西双版纳，我也能够说得出理由，让人觉得不去不行，非去不可。
我俩商量了一下，因为财所所长范聚宝已经跟着我们到过北京了，这次就不再带他。带上新上任的派出所长去，这显然有点慰劳的性质。因为派出所平时跟党委、政府配合得很好，对工作很有帮助。带他去的理由也能够自然而然地找出来，有了公安干警参与，办个边防证的手续容易一些，多少有点牵强，也是大家心照不... -->>
建支柱产业就地取典型
为群众谋利南巡找出路
说话之间，麦收季节到了。这一年的小麦，虽然遇上了大旱天气，却又出奇地长得好，秸秆爽直，穗大穗多，籽粒饱满，色泽鲜净。这正是朱镕基总理刚上任时，说了“三年不收成，老百姓有饭吃”的话以后。
在这年的春天，一直没有下过透墒雨，天这么旱，群众都抱怨说：“当总理的不该说过天话”人人担心麦季的收成不会好。谁知这麦子竟然这么好，老百姓都说，还是老天爷叫吃饭了劲大。其实收成好的原因，前人已经总结出来。老话说：“麦收八十三场雨”这一年正好应了这个经验之谈。种麦前的农历八月份，下了一场透墒，给小麦播种垫了好底子；播种以后的农历十月份，又下了一场好雨，给小麦的盘根、分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以后一直没有下雨，直到过罢年的农历三月份，才又下了一场比较大的如油春雨，对小麦的拔节、灌浆都十分有利。小麦是铁秆庄稼“没有哭活的伯，没有瞎枯的麦”三场雨下到了点子上，大旱之年小麦竟然获得大丰收，这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
我自己开上车，到全镇各村看看，心里很满意。说来奇怪，在学校、在县委办公室多年，从来没有关心过收成，当上了这个党委书记，天气呀，收成呀，每天都是揪心扯肝的，正所谓“父母官效应”吧。
乡镇工作虽然忙乱，其实也是有规律的。一般说来，一冬一春，才是干部们给老百姓找事的最忙时节。进入麦收以后，农活日渐忙碌，乡镇抓农业不过是瞎咋呼，没有几个群众会听你那一套。“老百姓扎镰，乡干部变闲。”越是老百姓忙的时候，你主要领导可以躲得远一点，也无碍大局。等群众一直忙到种罢麦，干部们才像过阴后还阳一般地露面，开始组织冬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工作，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显得特别有所作为。
办学、修路的间歇内，食用菌这个支柱产业我一刻也没有忘记。除了那次陪徐县长走走看看外，一有空就带上副镇长华秋实、食用菌办公室主任周礼中，到卧牛坡村去查看进展情况。
种香菇是一个技术性强、很不容易发展的项目，必须像郑付安那样，让群众真正看到实惠，他们才肯出来仿效。因此，我要求食用菌办公室把郑付安这个典型一定抓好，抓出成效。为此，县里分给的十六万元多种经营农贷指标，我在党委会上，强调要求不能撒胡椒面，要集中使用，全部让分给了卧牛坡村，把他们这个村作为发展食用菌的试点。
选这个村做试点，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这个村的支部书记郑爱民，工作特别棒，是全县有名气的支部书记之一，就差给一个正式干部指标转干了。二是这个村有基础，郑付安、肖兴亮等十几户农民已经率先起步，并且收入颇高。三是这个村的资源丰富，郑爱民当支部书记有眼光，有事业心，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没有群众再上山砍柴烧了，他组织群众把山上的栗树毛毛都拢成了小树，转眼成了两把粗细的栗树。这是生产袋料香菇的上好原料。
除了卧牛坡村以外，我们又在果子峪村发现了樊定金、草场坡村发现了娄明代、火神庙村发现了刘国玺，这几个人在发展香菇方面都已经走在了群众前头。特别是果子峪村的樊定金，大家说他是一个土专家，其实不然，他女人姚梅才是真正的土专家，这女人颇有几分姿色，娘家是石盘沟村的，因为家里穷，勉强上到初中毕业，没有能够继续上高中，也正因为家里穷，才嫁给了外憨内秀的樊定金。
樊定金这个人没多少话，他女人的话却多，也很得体。据她自己说，这食用菌还是她最先从农村科普杂志上看到的，她就和樊定金摸索着干了起来，结果成功了。她说这些话时，一点也不像是吹嘘的，樊定金只是憨憨地笑笑。更为可贵的是，他们不仅发展香菇，还试种了一种黄背木耳，原料只是一些花生糠、玉米芯，每袋成本用不了五毛钱，而且技术操作没有香菇那么严格。
黄背木耳是一种大路货，质量不抵黑木耳，因为造价低，却在饭铺里大行其道。灌河镇的南边开鲁县城内有人大量收购，每市斤七八块，这样算来，一棚五百袋，毛收入可以达到五千多元，最易于推广。他们第一年试种，菌丝发得很好，到了伏天，才能见到分晓。一通百通，他们的地窖里，还试种有金针菇、平菇，都长得很好。
看了这些典型，我心里萌生出一个支柱产业的大体轮廓，一个宏伟计划不断地丰富完善。但我已经汲取了修路的经验，告诫自己，不能操之过急，从点滴抓起，从典型抓起，逐步推广，相信一定能够抓出成效。
我对春亭说：“麦天了，没有多少事情，想不想出外跑跑？”春亭哪有不同意的道理？
我说：“看来，食用菌这个支柱产业大有潜力可挖，千家万户都可以干，最适合咱灌河这山区。但是，目前还有两大问题没有解决。一个是技术推广问题，第一年的投入最大，因为要建灭菌灶、建发菌室、建生产棚，一间投入不下五百元，群众要是没有技术，大动员、大上马的风险太大，号召了群众肯定不干，强压任务只会适得其反，孟坪乡的教训我们应该汲取；二是有一个与市场对接的问题，食用菌的市场形势究竟如何，我们应当出去考察一下，发动群众时心中才有底数。所以，我想，我们去广州考察一下，那里是面向全球的，尤其是面向香港和东南亚各国的商品集散地，信息量肯定足。”
凡是当领导的想干什么事情，都能够找来道理，甚至是理论根据，不仅为了说服别人，也不知不觉地说服了自己。我也不脱这个套套，反正正好有朋友多次邀请上广州去开心，这广州就去得安鼻子带眼，有理有据了。不信，如果想去新疆乌鲁木齐或云南西双版纳，我也能够说得出理由，让人觉得不去不行，非去不可。
我俩商量了一下，因为财所所长范聚宝已经跟着我们到过北京了，这次就不再带他。带上新上任的派出所长去，这显然有点慰劳的性质。因为派出所平时跟党委、政府配合得很好，对工作很有帮助。带他去的理由也能够自然而然地找出来，有了公安干警参与，办个边防证的手续容易一些，多少有点牵强，也是大家心照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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