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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笔下文学 www.xxbxwx.net,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安亚堡,密西根

    1952年9月我进入密西根大学部时,并没有想到自己会变成历史学家,更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研究明史,理出一套方法,再将历史投射到现在,并逆转推论,证实我对帝制中国时期的发现。如果我可以预见这项任务的艰辛,我一定会退避三舍。

    在1952年,我只是想到,以我在国民党军队长达十二多年的资历,我有很多经验可说,因此我选择主修新闻学。我已申请数所大学,全部都在中西部地区,也都名列前十大。密西根不只最先给我入学许可,而且因为认可我毕业自雷温乌兹要塞的参谋大学,还给我十二个后备军官训练团(rotc)学分。我还想象,如果我更用功一点,也许可以在两年内取得硕士学位。目标果然实现。但对我来说,毕业就是失业。可以理解的是,如果不会说道地的美语,无法有一支快笔符合截稿期限的要求,要找新闻界的工作非常难。但是,当时也不会有人雇我去整理图片或编排索引。我试过出版业,但只是增加一些被拒绝的经验而已。有一份杂志没有拒绝我,还替我的一篇文章印三十五份抽印本。那篇文章登在太平洋历史评论(thepacifichistoricalreview)。

    同时我对历史的兴趣也被激活了。“至于这个,”我的朋友和老师都警告我“别无捷径。你可能要念个博士学位。”有人还说,这个最高学位是在大学教书的通行卡。十年后我才拿到我的通行卡。1964年,在密西根大学体育馆里,我们看到校长将一顶米蓝色的方巾,放在詹森总统头上,因此这位大社会(greatsociety)的发起人,就能以名誉法学博士的身份,向毕业班致辞。现在我衣柜中也有一式一样的方巾,是我凭一己之力在同样场合获得的。詹森总统戴着方巾离开密大,搭乘直升机离去后,我也收好自己的方巾,不久后就收到一通来自伊利诺州艾德华维尔(edwardsville)的电话。我成为南伊利诺大学助理教授,并在此遇到我未来的妻子格尔。

    不久前席得尼胡克(sydneyhook)发表一篇文章,名为天空中的赌场(casinointhesky),强调机遇和事件可以改变人的命运。我完全信服这种说法。在我一生中,我常必须在特定时点做出关键决定。回顾过去,我不确定当时是否由自己来下决定,似乎是决定等着我。

    我到安亚堡前的经历如下:

    我在东北的任务之旅没有太久。1946年6月初,我从长春回到沈阳,参加到美国留学的检定考。接着全国大考在南京举行,从一千多名考生选出约两百名军官。整整考了一星期,内容包括中英文作文、数学、科学和兵法。口试是由一组美国军官主考,我们进场前要先取下勋章。结果公布时,我又惊又喜,因为我和另外十五人被送到雷温乌兹要塞,但他们军阶都比我高。我们从上海启航,搭乘运输舰“尚克号”(davidcshank),是由运输军团来负责。在船上我们就开始过美国式的生活。不过战后不久的运兵船并没有太多舒适的设备。我要睡觉时,发现上铺离鼻尖不过几英寸远而已。我们要洗澡时,美国人警告:“小心一点,虽然标明是冷水,其实是热的,标明热水其实是烫的!小心不要被烫伤。”虽然如此,但船上的可口可乐只要五美分,一条烟只要五十美分。

    到加州的奥克兰以后,我们改搭火车往东行。军方和铁路局居然安排得当,让我们搭卧车顺利抵达目的地,毫不出错,令人啧啧称奇。有一天晚上,有一群女孩来拜访我们。她们是海军雇员,预定前往巴尔的摩,车厢就在我们隔壁。有一个女孩先打开话匣子,最后和她的同伴一起被邀请与我们为伍,她还说:“我不是早告诉过你,这节车厢一定有趣!”我们彼此问了一大堆问题,一直问到午夜。第二天早上,我们打算去回礼一番,却发现隔壁车厢只是一般乘客。

    在雷温乌兹要塞,我们的校长是哲乐(leonardtgerow)中将。第二次大战期间,他曾在欧洲带兵。在战前,他是五角大厦的重要人物。我们对他的印象是他很喜欢夸大炫耀,有一次,我们要照团体照时,他居然太过高兴,还拍着太太的臀部。哲乐太太也同样热情活泼。在一次聚会中,高级军官的太太问哲乐太太哪里去了,一位女士回答:“她在外头吃雪花。”原来那天是下雪的第一天。

    哲乐并不被视为中国的盟友,因为根据已出版的资料,在珍珠港事变前,他建议美国政府就法属中南半岛和日本妥协,以牺牲中国为前提。但在雷温乌兹要塞,他拜访我们这群人。当时中国的内战让我们又沮丧又不好意思,将军说,这没什么好担心的。他认为,内战之所以开打,是因为大家都太爱国了,看他祖父的兄弟和堂兄弟就知道了。他们全都参与美国内战,而且有的属于南军,有的属于北军。

    我们的课程持续了九个月,行事历和一般文理大学差不多,学期从9月开始,6月结束,圣诞节放假两星期。约三百名美国军官就学,大多数是中校,很少有上校或少校。盟军的军官约六十名,官阶就很杂乱,从英国的旅长到海地的中尉都有,后者还是全班唯一的黑人。一名苏格兰军官穿着苏格兰裙来上课。大多数拉丁美洲军官都不说英文,有专门的西班牙传译人员为他们翻译。

    课程的大部分内容为地图演练,问题是从陆军的档案夹抽出,但经过修正,以利课堂上使用。我们逐渐熟悉的地理区域是巴黎西南部。假设我们在圣罗(stlo)突破后,分两路进攻,一是从吕曼(lemans)到沙特(chartres),一是从托敖(tours)到奥良(orleans)。另外一个经常用到的设想情况是九州的鹿儿岛一带。我们假想进攻,修补港口设备,建立进攻部队,对岛民实施军事管制等。后勤和人事管理是美军擅长的两点,前提是纸上作业可以实际运作。在雷温乌兹,我们首度得知欧战可能提前半年结束,正如一位五角大厦来的客座讲师所说的,如果“我们再聪明一点就好了”在雷温乌兹,他们常常提起原子战争,但实际上没有人知道,核子武器未来将如何影响传统战略。我们仍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代。

    在雷温乌兹上课非常气派。在体育馆一样大的古伯厅(gruberhall),近四百名军官学生坐在其中,每个人的桌子都十足大气,堪称“总裁级”麦克风有数十个,设置在走道两旁和座位两边。一名上校担任课堂监督,办公室就设在大厅后方的小房间内。他指挥十数名男女士兵,调派他们分发教材,开启和关闭麦克风。教师在讲台上授课,麦克风别在领带上。每个人都带着至少三十英尺的延长线,方便在讲台上踱步。他们名牌上的字高达一英尺。各教官就一般主题下的专长发挥,即使授课时间只有十五分钟,也会有一名军士将他的名牌挂在墙上,名牌不短于三英尺。作为视觉辅助工具的地图和图表则贴在木板上,从讲台后方推出来,清晰易见,可以和足球场上的记分板相媲美。

    我利用圣诞假期到纽约和华府去玩。一路上总会遇到好奇的民众,他们看到中国的军官不免惊讶。有些人甚至讥讽地说:“看,中国军队来了!”我常被问到关于内战和毛泽东的问题。有些人还问,白修德(theodorewhite)的雷霆后之中国(thunde肉tofchina)有几分真实性。有些人还问我属于国民党军队还是共产党军队,我几乎要认定这些人简直是大白痴时,却又发现他们真的是搞不清楚。有一名妇女说:“如果你们有两种军队,我们就应该两种都一起邀请来,这样才公平。”

    1947年夏天我们回到南京时,马歇尔将军早已停止调停国共间的纷争。不过,美国政府仍然继续协助国民党军队的训练和组织。我们这些从美国回来的军官,都被分发到军校或是和训练课程相关的部门。我还获得一个僭越的头衔,成为参谋本部的资浅军官,隶属国防部。事实上,我还是个上尉,月薪约十八美元。在一年多的日子中,我将美军提供的文献译成中文,但美军的流程绝对无法适用于中国。对美军来说,军务、补给和人力的流动是采取“油管制”装备和军库都十分齐全。在前线和各驻扎地区设有中间联络站,补充兵源源不绝。人事和设备的流动经常而自动化。如果国民党有能力做到,内战绝不会产生,绝对可以预先防止共产党的行动。日本是否敢侵略中国,恐怕还是疑问。我们听说,在军阀时代,军需官必须从团长太太手中拿钱,才能喂饱士兵。1947年时的国民党军队已经脱离这样的阶段,但其实没有进步太多,不时要找人、找食物。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油管制,其实不过是空想一场。

    不过,我们的将军对油管制仍存有幻想,因为这是外国来的现代东西。我很快就发现,这个现象不只军中独有,留学国外的中国学生通常给人先进的感觉,他们的学识即使理论上很先进,大多数情况下却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不过他们的长官仍然很看重他们,原因是可以替部门带来装饰的效果。三十五年前我就有这番个人的体验,因此最近听说同样的事又发生在中国派遣的留学生身上,不禁觉得沮丧。

    1948年年底,我从五厅(训练与组织),转到二厅(军事情报)。我的任务是对外国军队和海军武官简报战事,直属长官是陆中校,他现在也住在美国,将名字改成josephdlowe。在图书馆的参考室中,可以发现他的两篇著作。1948年年底,他对我说,行政院长翁文灏是他的舅父,他关心前线的战事,却没有人提供足够的简报。透过正式管道的讯息不是早已过时,就是不正确。我们认为这简直太过分。由于他的官位使然,他已被共产党公开宣称是“战犯”然而,他甚至不知战事的发展,不知前线在哪里!在陆中校的安排下,我到这位清癯的行政院长家去看他,做了约一个小时的个人简报。

    1949年年初,国民党的副总统李宗仁还在做最后努力,和共产党谈和,但人民解放军却正准备渡江南下,国民党的国防部将我们撤退到广东。显然下一个目的地就是台湾了。四月,同为雷温乌兹毕业生的袁韦兴(音译)上校,问我是否愿意和他到东京去。他刚被任命为驻日代表团的副官长,愿意找我当他的助手。我愿不愿意去?袁上校应该知道答案的,这种问题不需要问。不久后,在1949年5月,我并没有加入成群的公务员和家属之列,在临时住所等着搭船过台湾海峡,而是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presidentcleveland)的头等舱,从香港开往横滨。由于是为驻日代表团工作,我具有外交官的身份,拿着红皮护照旅行。在香港,我订制了两套西装,由外交部付钱。上述遭遇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我在东京的所见所闻才更叫我吃惊。

    在密西根大学,新闻系系主任是威斯理莫勒(wesleymaurer)教授。我开始注意历史,大半原因是受他影响。他介绍我看约翰弥尔(johnstuartmill)的自由论(onliberty)、约翰柏瑞(johnbury)的思想自由史(ahistoryoffreedo摸fthought)及亚瑟加菲尔德黑斯(arthurgarfieldhays)的让自由响彻云霄(letfreedomring)。莫勒下巴方正,总戴着无边眼镜,背景颇为特殊。他原先接受的训练是要当美以美教派的牧师。事实上,他从神学院毕业后,也传过几次道,但最后还是临阵脱逃。从此以后,他就热心批评有组织的宗教。不过,莫勒教授既非无政府主义者,也不是无神论者。提到圣经,他说:“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部典范,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对于路德、喀尔文和诺克斯(knox),他小心翼翼区分他们分属自由斗士和暴君的面向。他不断提到星法院(starchamber)、命运预定说的教义、陪审团审判等,好奇心驱使我去研究这些东西。我逐渐相信,我的中国知识和经验应该透过历史来评估,但那时我还不知道是透过世界历史,或是西方文明史,甚至不知两者有何差别。

    莫勒教授开的课“法律与新闻”是所有新闻系学生的必修课,课堂气氛总是轻快活泼。他说,在诽谤案时,可以用没有恶意来当答辩,却不能用事实真相。他又说:“有时真相愈多,愈构成诽谤。”大众知情的权利和个人隐私的权利之间,的确有冲突。全班印象都很深刻。在另一堂课上,他提到色情书刊。他以同样强而有力的语调强调:“有时真相愈多就愈猥亵。”坐在后面的一个女生这时放浪大笑:“哈哈哈”直到我们全转过头去看她,脸上带着会意的笑。有一位来自印度的同学,我们叫他拉米。他似乎和莫勒教授有独特的相处之道。教授以惯有的精力朗读“路德、喀尔文、诺克斯等人”时,拉米会平静地插一句“还有威斯理等人”还有一回,拉米的插话更是恰当,教授提到圣物:“十字架、玫瑰窗、遗物”这名外籍学生就说:“先生,还有圣牛。”在这两个例子中,他的辛辣评语都引起满堂笑声。长期浸润在莫勒的自由主义风气下,我告诉室友:“在美国,三声欢呼还不够好,应该是两声欢呼和一声倒彩。”

    然而,莫勒教授虽然够自由开放,但却没空和我辩论蒋介石的事。我认为他对蒋介石只有非常刻板的印象,我无法在课堂上和他辩论。下课后,他很愿意见我,但一提到蒋介石,他的对话之门就关上了,他说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这其实没有带给我太大的困扰。但是,有一天,他对全班说,有一些民间组织遭受到检察长的监视。他甚至还念出黑名单上的一些组织。当时我刚好收到一个中国学生全国组织的传阅信,我问教授该组织是否在黑名单上。他查了一下,没有,但他又转向我,以厌恶的语气说:“而且中国游说团(chinalobby)也不在名单上,那是一定的!”这和中国游说团有何相关?我愈想就愈不对劲。莫勒教授可能不会把我当成中国游说团的一分子,不过他可能认为我深受影响,原因是我的国民党背景,这在系上是人尽皆知的事。后来我问拉米有何观感。他很认真地说:“我不知道。不过莫勒有时很好笑。”

    错不在莫勒教授,在50年代初期,提蒋介石或国民党并不受欢迎。我还不如谈密西根这一年进军玫瑰杯足球大赛的机会,或是如何阻止密西根州立学院要改名为密西根州立大学,避免他们模仿抄袭我们。50年代初,美国对朝鲜战争已经十分厌倦,也受不了麦卡锡主义。当时麦卡锡这位参议员还未受到谴责,还在进行最后一波的政治迫害,但反对他的声浪已迅速扩大,尤其是在校园里。这样的风气正足以解释中国问题。两件事实是很清楚的:蒋介石将中国大陆输给共产党,是因为贪污和无能,而美国政府给他二十亿美元,他却花得一干二净。这就够了。

    我想说的是,我打算纯粹从历史的角度来解释这件事。我希望从中国人的立场来观察,而不是从干涉美国内政的角度,虽然两者之间其实很难分辨。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大可以说,你们永远不应该说贪污和无能是我们失败的原因,因为如此一来,你们等于是以粗糙和过度简单的结论,来提前结束一个复杂异常的案子。我大可以说,你们从中国搜集到的意见,其实非常狭窄,大体来说只反映美国驻外单位的情绪。这些人对史迪威事件的情绪反应非常强烈,事情发展不如预期时,他们就非常失望。我大可以说,你们太容易受到中国自由派书生的影响,这些人和你们一样,对中国社会的运作方式并没有第一手知识。他们告诉你们的,通常是他们理想中的中国。至于如何达到理想境界,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完全都没有解决之道。

    我大可以说,在对日抗战胜利后,中美的关系根本就是一大败笔。美国政策的缺失充分为赫伯特费斯(herbertfeis)所揭露,尤其是在中国结(译注:作者所写thechinatango恐有误,经查并无此书,应为thechinatangle)中的结论。在中国这一方,我们过度深信,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美国都会支持我们。我们站不住脚是因为我们不能要你们负责,你们并没有签约来保护我们。我大可以说,杜鲁门总统说对了。他曾说,美国人民不容许他把资源一直放进中国的无底洞中。但他说,我们无视于马歇尔将军的劝告,不靠野外作战而赢,反而挤在城市中。这话有欠公允,国民党军队曾在野外打过许多战役,我自己亲眼见到在东北的一场。城市是我们的后盾,我们的活动范围,我们的后勤运输区。国民党已接受马歇尔的劝告,试着将三百多个师精简成九十个师,希望借质的升级来争取美方的认可,借量少质精的作战部队,更适宜接受美国的补助。(精简也是马歇尔的计划之一,希望借此逐步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合而为一支国家的军队。)但精简后,我们必须更依赖现代运输及通讯。国民党军队的结构非常不容易管理,在过去,总是让非正规的辅助军队成为外围的助力,那样的军队更容易适应乡村。在大规模的作战中面对共产党军队时,强化作战部队的政策反而成为一大弱点。

    至于贪污和无能,我要说的是,这两者的确存在。至于二十亿美元,我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争辩或证实这个数字。美国在抗战胜利前后对国民党的补助,代表的是绝大的善意和不见天日的管理,双方都有滥用之嫌,账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有很大的落差。一般认为,美国替国民党训练和装配三十九个师,通称为“a师”最后成为国共内战时国民党军队的主力部队。但我还没有看到以下的事实公诸于世:a师的设备和补给散置于全国各地,从内陆的军库到沿海的仓库,管理没有逻辑,也谈不上优先顺序。简而言之,某个地方有一堆迫击炮,另一个地方有许多御寒衣物,介于其间的则是短缺和无法计算。那些师级部队穿梭于补给区之间,装满行囊后继续前进。国民党军队并不是败在设备和补给,要说这种话很容易。我大可以作证,受益者并没有得到军需后勤的援助,装备也不够充分,一开始就陷入技术上的陷阱。1946年初我在东北时,国民党的军力可说达到空前之高。单是新一军炮兵营的一五厘米榴弹炮,毫无疑问可以解决林彪的“人海战术”但是全营只有五百发炮弹,而整个东北的炮弹也不超过一千发,几分钟就发射完了。在春末,我曾看到士兵穿着尺寸过大的雪靴,事实上他们应该穿帆布鞋。前线的机关枪很多都没法使用,原因是没有好好上油。

    既然二十亿美元的补助中,我也花到了一部分,包括我在雷温乌兹念书时每个月领的一百二十美元津贴,我很难有立足点去抱怨。但我的同袍指出,单是要维持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开销,就可以养二十五个中国师级部队。无论美国人走到哪里,都会带着他们的配偶子女、电冰箱、汽车、其他家用产品,有时连宠物也包括在内。学校、俱乐部、邮政单位都必须随之设立,汽车调度场也是。我们常会听到:“生活水准有所差距,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但事实上,差距非常大。两国的体质差距太远,直接输血会带来很大的问题。其实双方都很无知,一名美国顾问团的上校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帮我们整理一套手册,理论上是要告诉我们如何草拟组织表。我稍微看了一下,就告诉班长,可以完全不予理会。例如手册中写着:“战利品和纪念品不应该包括在组织表中。”他显然不知道他在指导哪里的部队,也不知道我们在哪一世纪。战利品和纪念品对我们一点用都没有。我们实际需要的是一些如厕用的卫生纸,因为我们的士兵都还在用竹签和玉米。

    刘远汉少将是五厅的厅长,有一次美国人建议,一个步兵连要有一百五十名士兵,但只要三名厨师。刘少将大惑不解,我必须对他解释,在美国陆军中,厨师是技术人员。他们有训练厨师的专门学校,教人如何做一百人份的派。他们的野外烹饪炉点的是汽油,是用卡车运送。厨师人数不多,士兵就要轮流当炊事兵,帮忙削马铃薯皮、清洗打扫等工作。我们的美国顾问并不知道,在国民党军队中,厨师天不亮就要起床准备煮稀饭。士兵用餐时,他们必须派出先发人员,背着大锅、水桶、米袋等,往前走个十到十五英里,到达中餐的预定地,寻找井水,捡拾干木块或稻草当燃料。水一定要煮开,有时候还必须向村民买食物,晚餐也必须重复同样的过程。

    我在安亚堡两堂不同的课堂上,听到二十亿美元这个数字。但是,无论教师或同学都不知道,美国军队丢弃在太平洋群岛上的救济物资和补给品,全都算在二十亿美元中。我不知道生锈的器材如何销账,但我清楚记得,中国政府发给我们潮湿的烟,当成补充的配给。

    我为什么要提这些不愉快的细节呢?只会使我自己不受欢迎而已。因为我们现在谈的是历史。当你们低估我们的表现和努力,你们同时过度简化国民党的作为和中国人的性格,最后你们也同样会误解共产党的斗争。如果你们不过是提供发布新闻用的素材,解释美国何以缩手,这也就罢了。但是如果你们想刻划更完整的图像供后世参考,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在50年代,我还没有深究历史,因此无法发掘内战的真正意义。但即使在当时,我已本能地感觉到,内战的层面和在历史中的地位,正被大众严重误解。

    甚至在当时,我大可以说,一个三百多万人的军队,而且士兵全由农民所组成,花了近四年的时间打仗,如果只是为了保卫一个高压而腐化的政权,怎样说都不合逻辑。问题是,内战末期国民党军队的战败和大规模投降被广为报道,但个人和部队的英勇事迹却几乎不为人知。我在你们的战报中看不到描写战事如何惨烈的事例。就许多战役而言,其残忍还超过对日抗战中的最残酷战事。举例来说,在对日抗战中,我们还没有损失这么多高阶将领。我可以随手举出二十个师长级以上的将领,他们全在内战中捐躯。单是一场战役就折损两名资深将领,邱清泉、黄伯韬将军,两人分别率领第二兵团和第七兵团。张灵甫中将的事迹全中国皆知,1947年初,他率领的整编七十四师被共产党的军队切断时,他和辖下所有军官全都自杀,包括副手、参谋长、高级与下级军官。但外国特派员对这件事略而不提,我只看到罗伯特瑞格(robertrigg)的书提到他的名字,但历史学家根本忽视瑞格其人。我要说的是,我的目的甚至不在于为他们平反,我只想让你们知道,你们的视野有多狭隘。

    我在密西根念学士学位时,把一些想法和观察写成部分手稿。我在雷温乌兹的教官罗杰沃考特(rogerdwolcott)少校,不久前才退休,帮我好好修改了一番。他把文稿交给他的一个朋友,此人是圣路易电讯报(stlouispastdispatch)的编辑。虽然他刚开始很热心,但我从他的来信中看出,他并不喜欢这份手稿。不过他仍然把稿件交给在纽约的编辑,后者很快退回,还表示遗憾。后来麦克格罗希尔(mcgrawhill)的编辑到安亚堡来征求稿件,他看了稿子,很是喜欢,说要和公司谈谈是否能合作,可惜的是,答案是不行。他仍然认为稿子值得付印,写了封信介绍我给他认识的一位出版经纪人,这回整批打好的稿子在六个月后被退回。这样也好,依我现在的标准看来,当时的作品不够成熟。当时的风格激烈好辩,恐怕比我前面数页失望惋惜的风格还糟,后来我就毁了这份文稿。稿件被退,加强了我的信念,也就是在付印之前,要做更多的阅读和反省工夫。

    我们在驻日代表团时,薪水是由外交部以美元支付。不过,我们的房屋和补给却来自征收。由于我们是占领军之一,我们的补给事实上是由日本政府负责,我得以省下足够的钱到美国去。不过这笔资金很快就花完了,时年三十四岁还是大学生的我,除了学费偶尔可以延后缴纳外,得不到任何单位的帮助,长期的工读生涯就成为很自然的结果。

    数年前,唐纳德季林(donaldgillin)教授(现任教于瓦萨学院)和其他学者辩论到中国内战问题时,多次引述我的说法。不免让别人问到:“谁是这个雷黄?”唐纳德就会微笑说:“是我在安亚堡认识的电梯服务员。”当时他初次来问我几个问题时,我的确是在密西根联盟(michiganleague)当电梯服务员。我对他说,我不介意回答他的问题,但我必须工作,他可能要上上下下电梯好几次。后来我到纽普兹任教时,他邀请我到瓦萨去演讲,离我不过十英里远。一名女学生得知我的国民党背景,向季林抗议,说我既然在国民党,一定很“肥”季林必须向她确定,不但一点也不肥“我认识的雷黄是相当瘦的”

    除了我待在密西根的时间过长以外,工作经验也有助于我的教育。我曾经想,一名外国人要从里到外认识美国的最好方法是阅读读者文摘,而且能分辨以下的事:美国城市的“市中心”通常是商业区,至少有一家名为“第一全国”的银行;加油站和停车场通常离市中心有四、五条街远,同时还有公共电话和洗手间;药房通常也兼卖便餐和冰淇淋。我第一天在席尔斯(searsroebuck)当收货员时,就不安地察觉到,我加入美国就业市场的准备工夫还不够。仓库里一有人叫:“卡车来了,收货员”时,事实上就暴露了我的轻忽。我应该更有警觉心,我应该感觉到事情会如何进展,并把这当成“第二天性”我应该冲到收货台,但又不能用跑,而是要大踏步,显示一切都充分在掌控中。我理应挥舞手势,让司机可以轻而易举把货车停在后巷。不过,我却很害怕。我实在搞不清楚,那些司机为什么不会撞到电线杆或是建筑物,我不想因为自己指示错误而让他们惹上麻烦。

    司机跳下车时,我理论上要表达友善之意。这又难倒我了,我不知如何开启对话,那些卡车司机收入颇丰,但他们“每一分钱都是辛苦挣来的”像我这样的非技术劳工,应该主动表达赞美与敬意。我观察其他同事,逐渐有了概念,有些收货员会和司机展开如下对话:

    “嘿,查理,风城怎么样啊,还在刮风吗?”

    “刮得可大咧。不管它了,你要的五十个轮胎,要放在哪?”

    “嘿嘿,查理,你太太是棕发美女。那个红发女人是约会对象。不要再搞错了,小子。帮我个忙行不行?不要几杯酒下肚就惹麻烦!”

    “闭嘴,把笔给我。我的笔不能用了。该死,整整花了我一美元。”

    “嘿,查理,我们是席尔斯,可不要蒙哥马利华德(montgomeryward)的包裹。”

    “不管你喜不喜欢,我还是要给你一些。”

    我无法做到这么美国化,也想不出应该说哪一种话,只好对着司机死命地笑。对他们来说,我一定显得很傻气笨拙。有一次,我来不及和司机建立友善关系,就站在停车场。他接近货柜时,我还是站在那里,一脸茫然。忽然之间,我意识到他丢过来一个箱子,我接住了。他说:“老板,你以为你找到一份好工作了吗?只要乖乖走来走去就可以了吗?”

    不久后,我听到仓库里的女工说,有个收货员心不在焉。我听到她们在争论:给这家伙一个机会吧,他从中国来的,他总会学到的。我听到她们责怪在我之前的员工罗夫,他没有事先递辞呈,工头因此没有机会训练替补的人。我开始觉得,席尔斯不会雇用我太久。

    我不在停车场上时,应该要加入仓库女工处理商品的行列。我们拆开箱子和包裹,核对装箱单上的物品。价目表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只要把价目表黏或贴在物品上,再放到推车上,等着送到各楼层。我的不合格至此显露无遗,我不知道在丝带上刻上度量衡就叫量尺。我以为晾衣线是很复杂的机制,根本没想到只是很简单的一段绳子。我要别人告诉我,才知道茶叶罐是可以装饼干、糖和茶叶的容器。我从来不了解,后座扬声器归在汽车部门,是要连接汽车里的收音机,装在后车座,还附带铁丝和安装指示。我甚至不知道哪种颜色算是哔叽色。因为我的笨拙,和我合作的人速度因此减慢,我当然不受欢迎。

    送货员是个年轻人,名叫温杰,叫我不要担心,我会学到的。温杰拿起儿童用午餐盒,说:“看,大卫克罗凯特(davycrockett)牌的!现在每个东西都是这个牌子。在我们小时候,每个东西都是哈泼隆卡西迪(hopalongcassidy)。午餐盒、帽子、腰带,你随便说个东西,全都是哈—泼—隆!”他旁边名叫哈莉叶的女人说:“温杰,请不要在我耳边大叫!”

    我知道我不能让哈莉叶不高兴,她很不快乐。反正我很少和那些女人聊天,因为每次讲话,都会问个问题,因此最好尽可能避免。年纪最大的洁西几乎负责回答我的问题,有一天她问我对法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droosevelt)的意见。我说我很喜欢他,大多数中国人也都很喜欢他。她似乎很高兴。南西最年轻,新婚不久。我和她唯一一次的闲聊是在她打开收音机时,我说她一定很喜欢亚瑟高弗雷(arthurgodfrey)。她说,那是因为她午休时,只有高弗雷可以听。我还没和哈莉叶说过话。

    我猜哈莉叶想辞职,但还没决定,或是希望加薪却无法如愿。店里的助理经理来和她谈话,工头也来了,他们提到席尔斯的福利和利润分享计划。但会谈后,哈莉叶也没有开心一点。她午休时走在大街上,看到白人女孩和黑人走在一起,因此很不愉快。“她们就像你我一样白!”她对洁西说。哈莉叶有个女儿,有一天午休时间来仓库,抱怨她的上衣,别人都说穿起来像老女人。哈莉叶不太高兴。她问其他两个女人:“你们觉得那件衣服看起来显老吗?”她们照理应该说,不会,当然一点都不会。哈莉叶气疯了。她不喜欢那些批评她女儿的高中生。最后她女儿可能不想穿那件有花边的上衣,这样她还要出钱再买一件。

    无可避免的事终于发生了。有一天,我在核对完一些名为“夏日乐趣”(summerfun)的物品后,理论上应当大声念出装箱单上的价格,让哈莉叶写下来,好制作新的标价。在槌球这一项我念着:“三元九十九分——等一下,好像是三元四十九分。”哈莉叶不高兴地说:“说清楚点,可以吗?”我请她自己来看不清楚的字迹,她看也不看,把铅笔一丢,找工头去了。工头来了,对我说,不要管槌球了,去车库吧,山姆需要人手。我不知道两人之间的对话,但一定不是讲我的好话。

    不过,他们还是让我又多犯了几个错误。我不知道男裤上的标签要别在左膝,这样折叠起来陈列在架上时,标价才会朝上。我也不知道,白天不能去碰标签印制机上的打印台。在下班前几分钟才能补充新印泥,利用晚上的时间变干,否则标签上的字会晕开。我当时不知道,现在还是不知道,如何将一个没绑带子也没有把手的纸箱叠在另一个纸箱上。我的假设是,要一个比我高壮的人,纸箱要稍微离开胸前一下,但重心仍然要放在双脚,可是双脚又要能快速移动,双手使力往上提时,脚才能迅速调适。

    我当时应该告诉他们,这样对他们或对我都不公平。我不是他们的一分子,他们应该给新人机会,在正式上工前再训练一下。不过我还是多待了几天,直到有一天下午,工头说助理经理要见我。助理经理说,他会再让我待一个星期。我说,不用了,我宁愿马上走。他说,他会请会计多给我一天工钱。我说,没必要。他说,没有恶意。我说,的确没有。不过两人脸上表情都很僵硬。

    当天晚上,我到第一美以美教堂的学生合作社吃饭时,告诉坐在我旁边的女孩:“我现在懂你说的话了。”

    她问:“你被开除了?”

    我点点头。

    她来自底特律。之前我问过她关于美国生活的种种层面,雇用、开除、找工作、失业等等念头是相当有趣的主题。在中国,我们的流动率没有这么高,这些事并不是寻常的经验。我曾问她是否曾被开除过。她说是。怎么会?她是餐厅的女侍,一名客人走进来时,她正和同事说话,没有注意到。因此经理当场对她说:“你被开除了”?她说,没有,没有人会这么直接。他会等到下班时说:“麻烦明天不用来了”之类的。听起来很幽默,我不禁笑了出来。她语带厌恶,反驳说:“一点都不好笑。”她说,她破产后,也在上班的妈妈给她一点钱,让她可以去买份底特律新闻(detroitnews)看征人启事,找累了,还有余钱买一杯咖啡。

    后来我替一个叫贺柏的人工作了一阵子,他在离市中心两英里的高速公路旁开了一家高级夜总会。我是额外的洗碗工,酒保不能来时还调调鸡尾酒。贺柏从厨师起家,现在已经有钱了,他还是和帮手混在一起,成为我们中的一员。整个地方的气氛非常轻松。如果餐厅人满为患,服务流程不够顺畅时,他的秘书兼簿记也会围上围巾,充当女侍。风琴师在餐后会过来问我:“雷,你最喜欢什么音乐?我来为你弹一曲。”在连续工作了五六个小时后,老板通常会请我们喝杯啤酒,然后再打卡下班。也就是说,这十五到二十分钟也算是上班时间。我们当然还享有免费的一餐。“你要点什么?”贺柏不但邀请我们,有时甚至还亲自下厨。夜总会的水杯设计别致,在曼哈顿玻璃上方有音符流动。夏天时,有一天晚上十分闷热,我在下班前拿了一个水杯,放入一些冰块,用纸巾包着。我对老板说:“贺柏,我偷了你的一个杯子,里面还放了冰块。我的房间现在很热。”贺柏咧嘴大笑:“好,你是我的广告商。请多多宣传我的杯子。”

    那年夏天,贺柏结婚了。史黛拉金发碧眼,十分美丽,年龄比贺柏小多了。她让整个夜总会起了革命性的改变,打卡钟上贴了一张告示,明令员工在上班时间不能喝啤酒。主厨被遣散,换上一个助理厨师,年龄只有十来岁。经理也被赶走了,但没有找人替补。史黛拉自己当老板娘,她盯着我调酒时,我觉得很不自在。倒啤酒时只要倒五分之三满,剩下的是泡沫,而且不能满出来。我以前做得还算顺手,这时却偶尔会出差错。有一天,在她的无情监视下,我按错了收款机的按钮,一张写着二十的白卡跳起来,意思是二十美元。其实是二十美分的生啤酒,应该是黑卡才对。贺柏不再围围裙了,他都穿西装,站在屋内一角观看一切过程。我感觉他似乎怀念以前的美好日子,那时他总会愉快地说:“还好吗?一切都没问题吧?”有时他和妻子坐在吧台的尽头。他似乎想尽力讨好她,可是并不成功,史黛拉总是噘着嘴,很少笑。

    他们没有开除我。根本不需要,我是帮佣的性质。他们有一阵子没找我时,我又在安亚堡市内找了一份厨房的帮佣工作。

    我曾经帮一位希斯先生料理家务。他好像是安亚堡银行的创办人或副总裁。他在吉得斯路上的住宅,是50年代全区最令人难忘的宅邸。希斯先生早年少了一只手,左手腕处裹了帆布,盖住断掉的部分。替他工作的难处在于,他总是过来帮忙他的助手,虽然他只有一只手,但效率却有两倍高。上工的第一天,我应该清除杂草,结果不小心拔掉一些玫瑰。错误被发现时,我真是无地自容。“不要担心,”希斯先生安详地说“留着不要动。我再插回去就是了。”如果我用双手除草的速度不及他单手的速度,甚至还破坏了他种的花草,我显然不值得他付一点二五美元的时薪,所以我试着更努力工作。我在厨房喝了杯水后,又匆匆继续工作。我又被希斯先生抓到错误。这次他说:“雷,想开一点,你显然不适合这种工作。”我知道他的意思,他一定评估我没救了。当天领完工资后,我说声谢谢,可能之后就再也不会有他的消息了。

    可是一星期后,他又打电话来。这回的工作是清扫里里外外,特别是窗户和天花板。那天是星期六,下午是密西根对爱荷华的大学美式足球大赛。午餐时,希斯太太给我一份腌熏肉和鸡蛋三明治,放在盘子上,还有一杯可口可乐。她说,不必洗盘子,只要丢进水槽里就行了,随后她就和先生去体育场。密西根前一年也和爱荷华对打,中场时,爱荷华十二分,密西根零分。但身着黄蓝球衣的密西根在下半场奋起直追,终场是十四比十二。希斯夫妇知道我也很关心这场比赛,因此打开客厅的收音机,让我在工作时,可以听到球迷的欢呼声以及鲍伯雷诺兹(bobreynolds)清晰敏锐的播报。多么巧啊,播报员说:“历史会重演。”中场时又是爱荷华十二分,密西根零分。下半场密大又奋起直追,地主队又要打成十四比十二时,我也变得很激动。这时我注意到主卧室天花板有一小角落要用海绵擦一下。床头几看起来很牢靠,所以我就脱下鞋子踩上去。由于一心注意球赛,忽略了一个细节。我只注意要把自己的重量平均分布在床头几上,却不小心踢翻了上面的一个瓷器。也许这瓷器并不值钱,但如果他们把它放在床头,可能有情感上的意义,无可取代。我跳下来后,肯定了自己的恐惧,瓷器并没有碎,可是破了一角,很容易看出来,我把它放回原处。如果没有这件小意外,密西根连续两年从落后大反扑会让我更开心一些。希斯夫妇回来了,我应该主动告诉他们缺角的瓷器吗?我想算了,他们迟早会发现的。我可以省了告诉他们的麻烦,他们也可以省了说“没关系”的麻烦。希斯先生兴高采烈,对我解释密大打赢的原因:“他们用了一些大二的学生。不要小看这些小伙子。他们打得真好,不是吗?”他要太太肯定,她也跟着附和,让我印象更为深刻。他付钱给我,我谢了他们,匆匆离去,希望能忘记这整件事。

    那年夏天,贺柏结婚了。史黛拉金发碧眼,十分美丽,年龄比贺柏小多了。她让整个夜总会起了革命性的改变,打卡钟上贴了一张告示,明令员工在上班时间不能喝啤酒。主厨被遣散,换上一个助理厨师,年龄只有十来岁。经理也被赶走了,但没有找人替补。史黛拉自己当老板娘,她盯着我调酒时,我觉得很不自在。倒啤酒时只要倒五分之三满,剩下的是泡沫,而且不能满出来。我以前做得还算顺手,这时却偶尔会出差错。有一天,在她的无情监视下,我按错了收款机的按钮,一张写着二十的白卡跳起来,意思是二十美元。其实是二十美分的生啤酒,应该是黑卡才对。贺柏不再围围裙了,他都穿西装,站在屋内一角观看一切过程。我感觉他似乎怀念以前的美好日子,那时他总会愉快地说:“还好吗?一切都没问题吧?”有时他和妻子坐在吧台的尽头。他似乎想尽力讨好她,可是并不成功,史黛拉总是噘着嘴,很少笑。

    他们没有开除我。根本不需要,我是帮佣的性质。他们有一阵子没找我时,我又在安亚堡市内找了一份厨房的帮佣工作。

    我曾经帮一位希斯先生料理家务。他好像是安亚堡银行的创办人或副总裁。他在吉得斯路上的住宅,是50年代全区最令人难忘的宅邸。希斯先生早年少了一只手,左手腕处裹了帆布,盖住断掉的部分。替他工作的难处在于,他总是过来帮忙他的助手,虽然他只有一只手,但效率却有两倍高。上工的第一天,我应该清除杂草,结果不小心拔掉一些玫瑰。错误被发现时,我真是无地自容。“不要担心,”希斯先生安详地说“留着不要动。我再插回去就是了。”如果我用双手除草的速度不及他单手的速度,甚至还破坏了他种的花草,我显然不值得他付一点二五美元的时薪,所以我试着更努力工作。我在厨房喝了杯水后,又匆匆继续工作。我又被希斯先生抓到错误。这次他说:“雷,想开一点,你显然不适合这种工作。”我知道他的意思,他一定评估我没救了。当天领完工资后,我说声谢谢,可能之后就再也不会有他的消息了。

    可是一星期后,他又打电话来。这回的工作是清扫里里外外,特别是窗户和天花板。那天是星期六,下午是密西根对爱荷华的大学美式足球大赛。午餐时,希斯太太给我一份腌熏肉和鸡蛋三明治,放在盘子上,还有一杯可口可乐。她说,不必洗盘子,只要丢进水槽里就行了,随后她就和先生去体育场。密西根前一年也和爱荷华对打,中场时,爱荷华十二分,密西根零分。但身着黄蓝球衣的密西根在下半场奋起直追,终场是十四比十二。希斯夫妇知道我也很关心这场比赛,因此打开客厅的收音机,让我在工作时,可以听到球迷的欢呼声以及鲍伯雷诺兹(bobreynolds)清晰敏锐的播报。多么巧啊,播报员说:“历史会重演。”中场时又是爱荷华十二分,密西根零分。下半场密大又奋起直追,地主队又要打成十四比十二时,我也变得很激动。这时我注意到主卧室天花板有一小角落要用海绵擦一下。床头几看起来很牢靠,所以我就脱下鞋子踩上去。由于一心注意球赛,忽略了一个细节。我只注意要把自己的重量平均分布在床头几上,却不小心踢翻了上面的一个瓷器。也许这瓷器并不值钱,但如果他们把它放在床头,可能有情感上的意义,无可取代。我跳下来后,肯定了自己的恐惧,瓷器并没有碎,可是破了一角,很容易看出来,我把它放回原处。如果没有这件小意外,密西根连续两年从落后大反扑会让我更开心一些。希斯夫妇回来了,我应该主动告诉他们缺角的瓷器吗?我想算了,他们迟早会发现的。我可以省了告诉他们的麻烦,他们也可以省了说“没关系”的麻烦。希斯先生兴高采烈,对我解释密大打赢的原因:“他们用了一些大二的学生。不要小看这些小伙子。他们打得真好,不是吗?”他要太太肯定,她也跟着附和,让我印象更为深刻。他付钱给我,我谢了他们,匆匆离去,希望能忘记这整件事。

    两周后,安亚堡银行打电话来,问我是否愿意为他们工作。他们有一件在金库的小差事给我,而希斯先生说我是个好工人。我不是去经手现钞或金银珠宝,但在一个星期多的工作时间内,我的确是在钢门后工作。银行有好些笔商业交易早就结案了,在防火金库内,总账堆满了文件柜,特定日期前的部分不重要文件必须加以清除,我的工作就是将这些文件找出来。我必须说,希斯先生对我的信心不但充分,而且持续了很久。幸运的是,这次我不会把栽种植物误以为杂草,也不会打破贵重物品。不过,因为我正在申请美国的永久居留权,金库的工作快完成时,移民局来信通知我,案子还在审查时,不能发给我工作许可,因此我只好不情愿地停止在银行的工作。

    我持续很久的一项工作是在建筑公司当绘图员。底特律的吉罗公司(giffelsandrossetti,inc)号称是美国大型的顾问公司,一度雇用一千多名专业员工。结构部的主管是哈利艾尔斯博格(harryellsberg)先生。身为犹太人的他,对少数民族有天生的同情心。他也是韦恩州立大学(waynestateuniversity)的助理教授,因此我以绘图赚钱在密西根深造的计划,让他产生了兴趣。除此以外,没有人会雇用一个没有任何相关经验、又接近中年的外国人来当新手。我刚进吉罗是在1956年,其后,我经历过各种工作形态:全职工作、兼职工作、一周上两天班、只在周末和学校放假日上班、完全停掉工作、重新申请、从安亚堡以汽车共乘制通勤上班、在底特律找公寓以便加班等等,前前后后在吉罗工作了八年。之间我也在安亚堡找零星的工作,大部分是在餐饮业。

    绘图员可以说是灰领阶级,要把工程师的草图画在大张的描图纸上,之后印成蓝图。这工作要有基本的投影几何概念、擅于制图和写字的巧手、对建筑业的粗浅知识,包括钢制品手册的使用,而高中毕业生就可以坐在绘图桌前。在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初期,有经验的绘图员每小时可挣三美元或更多。如果再加上加班费,绘图员的薪水可以抵得上薪资较差的知识分子,例如助理教授。

    这个工作的一大缺点是对眼力的伤害,下班后开车回家时立刻感受到这一点。好处则是具有放松的效果,可以一整天画着直线、用手写字,却不必动用太多脑力。由于工作时不必耗费脑筋,我常让一些想法在脑中漫游,让结论水到渠成出现,而不是像解决数学题目一样要求有立即的解答。我就这样在工作时沉思默想。工程绘图就像涂鸦一样,让知性有个自然的出口,脱离周遭的环境。格尔会抱怨,我有时候明明人在身边,心思却不知飘到何处,想来这是其来有自。我已经把自己训练成心不在焉,而且行之有年。

    在吉罗,公司的规模可以吸收额外的人力,忙季时也雇用一些工程学系的研究生,因此很少遣散正职的员工。我在结构部门不会构成同事的威胁或竞争,因此从来不曾体会到自己和同事相处融洽。直到有一年夏天,我已经厌烦待在底特律,决定去芝加哥,在市中心一家公司找到一个工作,又在伊凡斯顿(evanston)找到一个房间,这里夏夜比较凉爽。搭乘高架铁路不会比搭共乘汽车五十英里麻烦。但办公室内的其他数名绘图员并不知道我只工作一个夏天,他们想尽办法让我不好过,尤其是一个留小平头的年轻人,会用放大镜来证明我画的直线都是歪的。

    当时我的弟弟竞存正要成为一名顶尖的航天工程师,他批评我花在打工的时间太多,并且装做打工是很神圣的事情。这样的批评只有部分是对的,其实有时我非常不喜欢上工。我讨厌在冰冷的冬天清晨起床,整个城市都还在睡觉,我却必须面对刺骨的寒风,穿过森林街(foreststreet)旁的空地,到离密西根大学只有一条街远的一家叫“球员休息室”(thedugout)的小咖啡吧帮忙弄早餐。一些年轻的研究生和讲师总是在店里高谈阔论,他们要弄熄烟蒂时,用的不是烟灰缸,而是咖啡杯,而且还很用力,强调他们正在讨论的产业工会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他们这么做,给我增加多余的工作。咖啡杯只要沾了黑色污点,就没有办法用机器来清洗。在早上的忙碌时刻,每个瓷杯都得派上用场,没有太多时间来清理桌面和更新杯盘。

    在餐厅当打杂小弟,必须穿上浆过的白制服,戴上顶端有个网子的白帽。店内有儿童时,收银员会按铃,我就冲上前去帮他们处理杯盘。我第一次做这件事时,一位年轻的妈妈对儿子说:“把盘子留着,只要跟着中国人就行了。”小孩好像听不懂,她又说:“艾瑞克,我告诉你,只要跟着那个中国小弟就行了!”我当时已年近四十,待在学校的时间多过其他人。不过我也找不到抱怨的原因,谁叫我做的工作是打杂“小弟”

    即使我有自己的价值观,以外在的判断来看,我的自尊也不可能永远不动摇。害怕失败的感觉一直存在,有时很想放弃长久以来的奋斗,因为这种奋斗似乎漫无终点。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取得美国公民权,就有资格从事和国防相关的翻译工作,我受过的军事训练将是一大优势。调查研究中心(instituteforsurveyresearch)的人告诉我,如果我复习基本统计学,再加修相关课程,在他那里找工作就没问题。在某个时点,甚至重回工程学似乎是较合理的选择,但是我还是决定坚守历史领域。

    不过,在酸葡萄心理作祟后,我发现以劳力赚钱会产生一定的满足感。一天靠劳力工作两三个小时,在当时足足可以赚到最低生活费,事实上还是劳动的好方式,除了活动身体外,还可以打破孤寂的感觉。我的自由感和乐观主义来自于我的自给自足,能够看到劳力的“成果”直接转成现金,无论有多微薄,都可以说是特权。不说别的,我就无法在中国有这样的经历。即使是从欧洲和中东来的研究生都承认,虽然为期甚短,靠打工赚取工资仍令人喜悦,因为在他们国内很少有这样的机会。

    我曾对我的同学透露我在国民党军队时的一些经验,但有一件事是当时无法说出或写出的。1950年1月26日,麦克阿瑟将军生日的那一天,我正在他的办公室,带着蒋介石送他的生日礼物:象征长寿的盆栽。我那时是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中将的随从副官。我之前曾陪他晋见盟军最高统帅,但不是待在车子里,就是待在劳伦斯邦克(lawrencebunker)上校的办公室。听说邦克以前曾当律师,当时则是麦克阿瑟将军的指定副官,为人沉默寡言。但朱将军和麦克阿瑟将军的会谈时间可能没完没了。麦克阿瑟将军有空时,总会和朱将军聊天,例如空战对抗两栖作战等,这是当时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最需要知道的课题。麦克阿瑟将军说着说着,总会回忆起他在太平洋西南区的作战经验。因此我通常喜欢坐在车子里等,车子就停在第一大楼前方。

    总部的卫兵戴着白手套,别着宪兵袖章,配着刺刀步枪。那天我们通过卫兵站时,我准备把盆栽交给朱将军,因为他一个人也拿得动,但他说:“来吧。”我就跟着他走过邦克上校的小办公室,进入麦克阿瑟将军的大办公室。

    我觉得麦克阿瑟将军的本人和照片差很多,我原先以为他很苗条,事实上他颇壮硕。近看之下,下巴也不浑圆饱满。七十岁的他仍然很年轻机灵,但和那些美化过的照片相比,仍然显得苍老,没有那么整齐干净。依照礼节,我把盆栽递给朱将军,再转送到麦克阿瑟将军手上时,朱将军介绍我:“黄上尉是雷温乌兹新出炉的毕业生。”对我真是一大恭维。朱将军念过麻省理工学院后,也是从雷温乌兹的陆军参谋大学(当时称为指挥参谋学院)毕业。在学校时,我们听过不止一次,美国陆军界的所有一级上将都毕业自雷温乌兹,只有一人例外,而这个唯一的例外麦克阿瑟将军,也曾在雷温乌兹教过几年书。学长提起母校时亲密而念旧的语气,多少有些成为精英和“圈内人”的自傲感。我甚至记不得麦克阿瑟将军当时说了什么,我只感觉到那地方不宜逗留,所以立刻告退,整个会面历时不到五分钟。这会面看来似乎很寻常,但我们担心的是,朱世明当时虽然是驻日代表团团长,却是在盟军最高统帅的监督之下。负责注意朱将军的是查尔斯威洛比(charleswilloughby)少将。他是麦克阿瑟的g2(情报官),也曾在雷温乌兹教过朱将军。数个月后的五月,我陪朱将军到台北,向赠盆栽的蒋介石述职。朱世明当时很可能被逮捕,而后被无限期地拘禁,就像后来的孙立人中将一样。孙将军是缅甸战役的英雄,一度还是蒋介石个人的参军长。

    我于1949年5月向驻日代表团报到时,是副官袁韦兴上校的助手,工作很轻松,我们负责和盟军最高统帅司令部联系。如果是中国官员要出差到日本,我们就知会外交部门,如果是其他情况则转到一厅(人事)。有一次,一位美国军官写了一封抱怨信给团长,说中国政府答应授他勋章却食言,这就该由副官来处理。盟军人员曾志愿到中国“打共产党”我们还加以婉拒。日常行政业务完全由非军方的员工处理,由我们负责督导。代表团的军官总部又宽敞又舒适,千代田的洋政馆似乎是东京最气派的使馆区之一。即使丧失掉中国大陆,我们仍然代表盟军。中国的驻日代表团团长是盟军驻日代表团(alliedcouncilforjapan)的一员,我们派驻一排的武装部队,象征占领军的势力。代表团约有一百二十位成员,车阵包括一辆巴士和三十辆以上的轿车,私人的车辆不包括在内。

    10月间,团长朱将军忽然开除了他的秘书,命令我当他的随从副官,我一点也不高兴。当时我在办公室看看书,不当班时享受很多闲暇及自由。中国的情况令人痛心,我只希望能不去想,不管称作享乐主义、克己主义或逃避主义都行。我决定置身事外,让事情自然而然演变,同时尽可能暂时享受人生。皇家马厩骑马俱乐部已核准我的会员身份,而我也刚熟悉盟军在箱根、迹见和日光的休闲设施。如果担任团长的随从副官,势必打断我的个人计划。

    我曾经当过将军的副官,职务内容近似家仆。他们说副官是将军的替身,可以在传递命令时学习如何做决策。在骑兵时代,这种说法可能正确。在紧要关头时,带着司令部公文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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