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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场的各位也都是见过“大场面”的，对于章子贻的出场并没有给予多大关注，那些“期望”发生点什么的童鞋这回是要失望了。
看到章子贻到了，程雨露赶忙上前，并把陆益给叫了过去。
陆益向东方未明报以一个无奈的眼神，然后朝程雨露和章子怡走去，三人一边走一边聊，消失在后台的入口。
东方未明等了一会还没轮到自己，就向在一边招呼自己的女工作人员，问道：“我能不能进演播大厅看他们彩排！”
或许是得到过程雨露的交代，女工作人员很痛快的答应下来，并带着东方未明走进演播大厅，找了一个靠后的位置坐下。
东方未明以前都是在电视机前看春晚，现在总算坐在现场了，不过说实在的，除了地方大点，人多点，还真没什么太大的意思，或许是刚从娜英的演唱会回来的缘故，反正他怎么看那些底下的观众都没什么热情的样子，难道这么多人都是“传说中的托儿”
今年春晚的主持人都是大家的老熟人：文青、倪苹、朱君、周韬、王晓丫、李永。
这些主持人后来或多或少都受到了一些争议，尤其是朱君和倪苹，前者是因为一档子艺术人生被人批评“造作”后来还让“发哥”给耍了；后者的争议其实更多是在圈外，实际上在这个“和谐”的社会争这些实在没什么“前途”而此时看到台上她的表现东方未明却是真得没什么好感：“在杂技力量演出后，倪萍说其中的一个演员是孤儿，她是在与他聊天的时候知道这个背景的，并且告诉观众在法国演出时，法国人劝他留下来可赚大钱，但他向她表示，他是吃百家饭长大的，这里有爱他的教练和很多人，他要留下来报效祖国和人民，因为他的家永远在中国，接下来就是家在中国的演唱。这里一个很有意味的问题是，在倪萍的这段叙述中，这位演员交替被两种人称所指代。当倪萍说孤儿的身世是她自己与演员聊天时发现的，她是用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来建立虚假的与演员的亲近关系，这明显是一种叙述策略，为她抖落别人的隐私先做合法开拓。即便是在普通的社交场合，我们也不会无缘无故地这样去咀嚼别人的痛苦，那起码是不礼貌的。但是，在亿万人瞩目的晚会上，这种基本的对人的尊重却被故意地无视了。当倪萍说出他是孤儿时，我们看到镜头中那位表演力量的演员无助而伤痛地合上眼帘，——摄影机镜头一直很近地盯住他，如此赤裸裸的语言暴行就这样眼睁睁地在我们面前发生着，这具刚刚展示非凡“力量”的身体，——近于赤裸的身体就这样被强势话语凌辱并且示众。除了这段引出孤儿身世的引述，在其他时间里，这位演员都一直是被第三人称所指代，虽然演员就站在台上，却是一个“哑巴”所有那些关于“他”的故事都是倪萍用第三者的口吻去叙述的，这种“他者化”的手段把这位演员物化为一种道具，他的真实的心理变化已经被排除掉，他的话语权已经被剥夺。”（资料来源：吕新雨，中央电视台2002年“春节联欢晚会”读解）
其实这样的故事在朝廷台的很多大型的节目都会被搬出来，东方未明很难想象在这样一个合家欢乐的时候，让人们去咀嚼别人的痛苦，究竟包含着一个怎样的心思，难道就是为了所谓的“爱国教育”？“感恩教育”？每每看到这些的时候，东方未明内心中总是充满着一股莫名的“尴尬”本来大家围在一起笑哈哈的，遇到这种事气氛肯定会变得沉郁压抑，连心中的“感动”都觉得来得有些无所适从。
东方未明忽而想到2000年那次上朝廷台的说话栏目，我们从小不断的被灌输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gcd”不需要什么“叛逆”但那些被标榜的“好学生”最后又怎样？还不是投入人家“美帝国主义”的怀抱，留下我们这些“坏孩子”“没爹疼、没娘爱”
真是一个荒诞的时代！
想了一会，东方未明觉得自己或许也无法责怪倪苹，就像事后他了解到说话里女主持人都是被上面安排好说辞的一样，也许倪苹也只是麻木地服从组织安排。在晚会上，主持人、演出嘉宾、观众其实都是傀儡罢了，他们并没有自己发挥的空间。（一更，还有三更，晚上6点、8点、11点！谢谢收藏、推荐的朋友！）
当然，在场的各位也都是见过“大场面”的，对于章子贻的出场并没有给予多大关注，那些“期望”发生点什么的童鞋这回是要失望了。
看到章子贻到了，程雨露赶忙上前，并把陆益给叫了过去。
陆益向东方未明报以一个无奈的眼神，然后朝程雨露和章子怡走去，三人一边走一边聊，消失在后台的入口。
东方未明等了一会还没轮到自己，就向在一边招呼自己的女工作人员，问道：“我能不能进演播大厅看他们彩排！”
或许是得到过程雨露的交代，女工作人员很痛快的答应下来，并带着东方未明走进演播大厅，找了一个靠后的位置坐下。
东方未明以前都是在电视机前看春晚，现在总算坐在现场了，不过说实在的，除了地方大点，人多点，还真没什么太大的意思，或许是刚从娜英的演唱会回来的缘故，反正他怎么看那些底下的观众都没什么热情的样子，难道这么多人都是“传说中的托儿”
今年春晚的主持人都是大家的老熟人：文青、倪苹、朱君、周韬、王晓丫、李永。
这些主持人后来或多或少都受到了一些争议，尤其是朱君和倪苹，前者是因为一档子艺术人生被人批评“造作”后来还让“发哥”给耍了；后者的争议其实更多是在圈外，实际上在这个“和谐”的社会争这些实在没什么“前途”而此时看到台上她的表现东方未明却是真得没什么好感：“在杂技力量演出后，倪萍说其中的一个演员是孤儿，她是在与他聊天的时候知道这个背景的，并且告诉观众在法国演出时，法国人劝他留下来可赚大钱，但他向她表示，他是吃百家饭长大的，这里有爱他的教练和很多人，他要留下来报效祖国和人民，因为他的家永远在中国，接下来就是家在中国的演唱。这里一个很有意味的问题是，在倪萍的这段叙述中，这位演员交替被两种人称所指代。当倪萍说孤儿的身世是她自己与演员聊天时发现的，她是用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来建立虚假的与演员的亲近关系，这明显是一种叙述策略，为她抖落别人的隐私先做合法开拓。即便是在普通的社交场合，我们也不会无缘无故地这样去咀嚼别人的痛苦，那起码是不礼貌的。但是，在亿万人瞩目的晚会上，这种基本的对人的尊重却被故意地无视了。当倪萍说出他是孤儿时，我们看到镜头中那位表演力量的演员无助而伤痛地合上眼帘，——摄影机镜头一直很近地盯住他，如此赤裸裸的语言暴行就这样眼睁睁地在我们面前发生着，这具刚刚展示非凡“力量”的身体，——近于赤裸的身体就这样被强势话语凌辱并且示众。除了这段引出孤儿身世的引述，在其他时间里，这位演员都一直是被第三人称所指代，虽然演员就站在台上，却是一个“哑巴”所有那些关于“他”的故事都是倪萍用第三者的口吻去叙述的，这种“他者化”的手段把这位演员物化为一种道具，他的真实的心理变化已经被排除掉，他的话语权已经被剥夺。”（资料来源：吕新雨，中央电视台2002年“春节联欢晚会”读解）
其实这样的故事在朝廷台的很多大型的节目都会被搬出来，东方未明很难想象在这样一个合家欢乐的时候，让人们去咀嚼别人的痛苦，究竟包含着一个怎样的心思，难道就是为了所谓的“爱国教育”？“感恩教育”？每每看到这些的时候，东方未明内心中总是充满着一股莫名的“尴尬”本来大家围在一起笑哈哈的，遇到这种事气氛肯定会变得沉郁压抑，连心中的“感动”都觉得来得有些无所适从。
东方未明忽而想到2000年那次上朝廷台的说话栏目，我们从小不断的被灌输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gcd”不需要什么“叛逆”但那些被标榜的“好学生”最后又怎样？还不是投入人家“美帝国主义”的怀抱，留下我们这些“坏孩子”“没爹疼、没娘爱”
真是一个荒诞的时代！
想了一会，东方未明觉得自己或许也无法责怪倪苹，就像事后他了解到说话里女主持人都是被上面安排好说辞的一样，也许倪苹也只是麻木地服从组织安排。在晚会上，主持人、演出嘉宾、观众其实都是傀儡罢了，他们并没有自己发挥的空间。（一更，还有三更，晚上6点、8点、11点！谢谢收藏、推荐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