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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农业税的问题。太后要求了要降低农业税，但是各部门都觉得这几乎没有什么可能，估计也就是提了一嘴。
倒是丘浚提出来：“要不就以目前的赋税为标准？”
汪舜华叹气：“洪武二十六年，全国有在册的承税田八百五十万顷，去年不到四百三十万顷。将近一半的土地流失，这些田税和人头税就摊在其他平民身上。——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张凤马上就说：“开国已近百年，田赋之弊端百出，其大者有飞诡、影射、养号、挂虚、过都、受献，这些都是豪民兼并农民田产的手段，久久相沿引为故业，结果是豪民有田无税，而穷民无田有粮。因此，必须清丈土地。”
汪舜华点头：“我看，也不要以建极元年为标准了，敬天法祖嘛。太祖皇帝出身寒微，最知道农民的艰辛，就以洪武年间所定为标准，重新丈量土地，编制新的鱼鳞黄册，把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按亩折算缴纳，此外不得再行摊派；以后滋生人丁，也不再加税。”
这自然脱胎于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和雍正的摊丁入亩。只是这个时候没有经历隆庆开关，银子太少，没办法作为唯一价值尺度；而且这年头物流成本高，只要确实有用的就行——国家收了银子还要去买粮，费事！
汪舜华牢牢记住有名的黄宗羲定律——每次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就是因为把那些新的杂税又算进去了。
群臣万万没有想到汪太后居然这样提议，都有点发愣，半晌才反应过来，伏地高呼太后英明。
汪太后都做出了这样的让步，下面自然就很有建言献策的积极性。
户部右侍郎杨鼎很担心这样一来田税会大量减少，但是张凤提醒他：“要重新丈量土地。谁都知道太祖皇帝定的标准不高，可架不住历代皇帝巧设名目，现在回到太祖时期的标准，那肯定节省了一大笔苛捐杂税，那么隐藏的土地人口自然就出来了。”
丘浚就提出：“以后各级地方政府不能乱收钱了。地主的佃租也要严格上限，别太过分，农民也要过日子不是？”
汪舜华点头：“宗室勋贵还有士绅凭借不纳税的特权，大肆兼并土地，尤其在荒年，实在是可恨！”
要限制土地兼并，拒绝赐田不过是杯水车薪，必须堵住政策的漏洞。
首先是佃租的标准，地主必须要和朝廷保持步调一致，不能超出朝廷的一倍。也就是说朝廷一亩地收一斗，你不能超过两斗；今年受灾，朝廷下令减免二分之一，你也必须减免二分之一；朝廷下令免税，你也一个子不能收，否则不仅要退还佃租，还要罚钱，严重的充军发配；是士绅的，首先革去冠带，永不叙用。——不要说少，现在的田赋，已经包含了土地税、人丁税、杂捐和徭役，不少了。
——这个是丘浚提的，汪舜华点头：“说得好。”
张凤马上就说：“现在五尺为步，步二百四十为亩，亩百为顷。按照洪武初年的规定，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芦地五合三勺四撮，草塌地三合一勺，没官田一斗二升。只是苏、松、嘉、湖曾经帮着张士诚，所以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后来户部尚书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亩加二倍。所以浙西官、民田视他方倍蓰，亩税有二三石者。历朝以来，有增有减，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因为赋税过重，导致这些年农民大量逃亡。”
汪舜华对江南地区多纳税没什么意见，倒不是因为张士诚之类的历史恩怨，而是全天下就这一块膏腴之地。“苏湖熟，天下足”不是开玩笑的，但是农民逃亡的问题也确实要解决，而且江南读书人多，要从他们身上挖肉，肯定也要做出适当的让步。于是下令，不要两倍，一倍就行。
明朝一石为十斗，一斗为十升，一升为十合，一合为十勺，一勺为十抄，一抄为十作，一作为十厘。折算一下，一升米约1.25斤，那么官田每亩应该纳7斤米左右，民田还不到5斤，重租田也不过10斤多一点，真的很少，但这只是田赋，如果加上人丁税和徭役，那就高的惊人。
张凤介绍：“目下税粮科极其繁琐，官田分十三则，从最高的每亩五斗九升七勺到最低的每亩一斗二升四合一勺；民田分四则，从每亩一斗五升五合五勺到每亩三合，共分四则十二等。此外，还有官地四则，民地二则，以及官山、民山、官塘、民塘各四则。”
当下反复争论，最后决定，首先是官田民田统一标准。
张凤指出：“此前田地使用大小亩这一口径，不仅麻烦，而且相差悬殊。宜统一计量标准。”
汪舜华这才知道，土地丈量居然标准不同，类似于大小斗，尤其在北方地区极为常见。可以想见，账面上同样一亩地，可能实际上有天壤之别。
因此下令，一律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
其次是官田民田纳税标准统一。丘浚就说：“此前官田课税重，民田课税轻。但是豪强富吏多占民田，而农民穷户多占官田。是以穷者越穷，富者越富。”
既然如此，那就不分官田民田，省得你们藏匿土地。以后把所有的田地划分为上中下三等分别进行征收：上等水源肥田、中等瘠薄田、下等无水高田。这样简单方便，好看好记，也可以实实在在的减轻百姓负担。
纳税的时候，中等田1亩... -->>
四是农业税的问题。太后要求了要降低农业税，但是各部门都觉得这几乎没有什么可能，估计也就是提了一嘴。
倒是丘浚提出来：“要不就以目前的赋税为标准？”
汪舜华叹气：“洪武二十六年，全国有在册的承税田八百五十万顷，去年不到四百三十万顷。将近一半的土地流失，这些田税和人头税就摊在其他平民身上。——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张凤马上就说：“开国已近百年，田赋之弊端百出，其大者有飞诡、影射、养号、挂虚、过都、受献，这些都是豪民兼并农民田产的手段，久久相沿引为故业，结果是豪民有田无税，而穷民无田有粮。因此，必须清丈土地。”
汪舜华点头：“我看，也不要以建极元年为标准了，敬天法祖嘛。太祖皇帝出身寒微，最知道农民的艰辛，就以洪武年间所定为标准，重新丈量土地，编制新的鱼鳞黄册，把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按亩折算缴纳，此外不得再行摊派；以后滋生人丁，也不再加税。”
这自然脱胎于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和雍正的摊丁入亩。只是这个时候没有经历隆庆开关，银子太少，没办法作为唯一价值尺度；而且这年头物流成本高，只要确实有用的就行——国家收了银子还要去买粮，费事！
汪舜华牢牢记住有名的黄宗羲定律——每次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就是因为把那些新的杂税又算进去了。
群臣万万没有想到汪太后居然这样提议，都有点发愣，半晌才反应过来，伏地高呼太后英明。
汪太后都做出了这样的让步，下面自然就很有建言献策的积极性。
户部右侍郎杨鼎很担心这样一来田税会大量减少，但是张凤提醒他：“要重新丈量土地。谁都知道太祖皇帝定的标准不高，可架不住历代皇帝巧设名目，现在回到太祖时期的标准，那肯定节省了一大笔苛捐杂税，那么隐藏的土地人口自然就出来了。”
丘浚就提出：“以后各级地方政府不能乱收钱了。地主的佃租也要严格上限，别太过分，农民也要过日子不是？”
汪舜华点头：“宗室勋贵还有士绅凭借不纳税的特权，大肆兼并土地，尤其在荒年，实在是可恨！”
要限制土地兼并，拒绝赐田不过是杯水车薪，必须堵住政策的漏洞。
首先是佃租的标准，地主必须要和朝廷保持步调一致，不能超出朝廷的一倍。也就是说朝廷一亩地收一斗，你不能超过两斗；今年受灾，朝廷下令减免二分之一，你也必须减免二分之一；朝廷下令免税，你也一个子不能收，否则不仅要退还佃租，还要罚钱，严重的充军发配；是士绅的，首先革去冠带，永不叙用。——不要说少，现在的田赋，已经包含了土地税、人丁税、杂捐和徭役，不少了。
——这个是丘浚提的，汪舜华点头：“说得好。”
张凤马上就说：“现在五尺为步，步二百四十为亩，亩百为顷。按照洪武初年的规定，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芦地五合三勺四撮，草塌地三合一勺，没官田一斗二升。只是苏、松、嘉、湖曾经帮着张士诚，所以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后来户部尚书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亩加二倍。所以浙西官、民田视他方倍蓰，亩税有二三石者。历朝以来，有增有减，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因为赋税过重，导致这些年农民大量逃亡。”
汪舜华对江南地区多纳税没什么意见，倒不是因为张士诚之类的历史恩怨，而是全天下就这一块膏腴之地。“苏湖熟，天下足”不是开玩笑的，但是农民逃亡的问题也确实要解决，而且江南读书人多，要从他们身上挖肉，肯定也要做出适当的让步。于是下令，不要两倍，一倍就行。
明朝一石为十斗，一斗为十升，一升为十合，一合为十勺，一勺为十抄，一抄为十作，一作为十厘。折算一下，一升米约1.25斤，那么官田每亩应该纳7斤米左右，民田还不到5斤，重租田也不过10斤多一点，真的很少，但这只是田赋，如果加上人丁税和徭役，那就高的惊人。
张凤介绍：“目下税粮科极其繁琐，官田分十三则，从最高的每亩五斗九升七勺到最低的每亩一斗二升四合一勺；民田分四则，从每亩一斗五升五合五勺到每亩三合，共分四则十二等。此外，还有官地四则，民地二则，以及官山、民山、官塘、民塘各四则。”
当下反复争论，最后决定，首先是官田民田统一标准。
张凤指出：“此前田地使用大小亩这一口径，不仅麻烦，而且相差悬殊。宜统一计量标准。”
汪舜华这才知道，土地丈量居然标准不同，类似于大小斗，尤其在北方地区极为常见。可以想见，账面上同样一亩地，可能实际上有天壤之别。
因此下令，一律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
其次是官田民田纳税标准统一。丘浚就说：“此前官田课税重，民田课税轻。但是豪强富吏多占民田，而农民穷户多占官田。是以穷者越穷，富者越富。”
既然如此，那就不分官田民田，省得你们藏匿土地。以后把所有的田地划分为上中下三等分别进行征收：上等水源肥田、中等瘠薄田、下等无水高田。这样简单方便，好看好记，也可以实实在在的减轻百姓负担。
纳税的时候，中等田1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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