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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心管人，那么用人的标准就是贤与能。只要有高尚的情操、出众的才能，能够胜任职务，即应人尽其用，而不应顾虑个人与人才的关系是亲、是疏、是仇。在管人用人方面，中国古代不乏“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典范。
《左传》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襄公三年(公元前570年)，晋国掌管军政的长官——中军尉祁奚请求告老退休，晋悼公准请，并询问祁奚谁可接替他任中军尉。祁奚提出解狐可以接任。解狐是祁奚的仇人，但因解狐可胜任这一职务，所以祁奚荐举了他。不巧，解狐未等拜官上任就病死了。所以，悼公再次问祁奚时，他提出自己的儿子可以接任。于是悼公任命祁午为中军尉。荐贤必须出于公心，祁奚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以能否胜任中军尉这一要职为标准来举荐人才，根本没有考虑过是亲是仇。这种毫无忌妒之心，又不怕有人议论的作法，表现出祁奚认真求实地荐举人才的精神。被时人誉为“称其仇，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举其偏，不为党”。孔子闻之，也大加称赞：“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祁黄羊(祁奚的字)可谓公矣。”
“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之所以成为春秋时代选人、用人的佳话，是由于自此时起，中国古代的用人制度走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西周时代，实行的是世卿世禄制，无所谓选与不选，贤与不贤，自然也没有举亲举仇的问题。春秋时代，随着社会的变革，新的官僚制度开始萌生。在官僚制度下，官员与君主的关系，具有了韩非所说的那种主家与佣耕者之间的意味。因此，也就有了选官任官，有了荐贤举贤，而且，从祁奚的这则故事，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封建官僚制产生之初，人们就开始把选举的公平无私作为重要准则，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正因为如此，以后的大臣们便往往以此为标榜，留下了不少“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佳话。
宋朝宰相王旦，德高望重，大度宽容，能知人荐人。前相寇准屡屡在皇帝面前诋毁并经常挑剔、顶撞王旦，然王旦知其才，不但不耿耿于怀，而且竭力保护这个刚直、贤能的同年。王旦曾多次向真宗褒扬寇准，说他“对陛下无所隐，益见其忠直”，屡屡向皇上荐举他。寇准曾被罢枢密使，托人告王旦欲求为使相。王旦惊曰：“将相之任，岂可求耶!吾不受私请。”寇准为此衔恨在心。及宋真宗令予寇准一小官做时，王旦却极力荐举他，说：“(寇)准有才望，与之使相，其风采足为朝廷争光。”于是，真宗任寇准为武胜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寇准受任后，入宫谢真宗，说：“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真宗如实地将王旦荐举他的事情讲给他听，寇准知后既惭愧又叹服，认为自己的气度远不及王旦。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王旦病危，宋真宗将王旦抬入宫中，征询国家要事，其中问道：“万一爱卿身体有不测，朕将天下托付于谁呢？”王旦费力地举起笏板，奏道：“以臣之愚，莫若寇准。”并要皇上宜早召寇准为相。后来，真宗果然任寇准为相。
在用人问题上，像王旦这样大度豁达、容人之过，不以私怨党同伐异的政治家，中国历史上还有不少。如唐朝武则天时的大臣狄仁杰，学识渊博，很有作为，的确是位人才，可他与宰相娄师德长期以来不和睦，狄仁杰为一些意见分歧经常排斥娄师德，假若德高望重的娄师德也采取手段报复或压制狄仁杰的话，恐怕狄仁杰的历史就得改写了。但是娄师德没有这样做，而是顾全大局，宽宏大度，他十分看重狄仁杰的长处，接连向则天皇帝上了十几道推荐书，保举狄仁杰为相，与自己一起共谋国事。新上台的狄仁杰不知内情，依然不与娄师德合作，与之嫌隙很深。一天，武则天问狄仁杰：“你知道我为什么重用你吗？”狄仁杰答道：“我靠文章和道德取得官位，不是那种碌碌无为、依赖他人的平庸之辈。”武则天沉吟许久，说：“最初，我并不了解你，你之所以受到重用，全靠娄师德推荐。”于是，武则天让身边的侍从拿来装文件的筐箧，找出十几篇娄师德的保荐书，递给狄仁杰。狄仁杰一看，十分内疚，深感惭愧。武则天也未怪责他。狄仁杰走出皇宫，深有感触地说：“吾不意为娄公所涵，而娄公未尝有矜色。”不由从内心里敬佩和感谢娄师德。
明朝宰辅张居正在用人上不凭个人好恶、或与自己亲疏为标准，而是“立贤无方、惟才是用”。张居正曾郑重声明：“自当事以来，谆谆以此意告于铨曹，无问是谁故乡党，无计从来所作眚过，但能办国家事，有礼于君者，即举而录之。”
张居正的政敌高拱被逐下野后，对高拱所任用的阁僚官吏，只要其才当其位、能付其职者，张居正一概不排除，予以留用。如张佳胤为当时有名的能臣才子，但他曾是高拱的僚属，并且与之过往甚密。张居正并不因此疏远排挤张佳胤，而是鼓励他“努力勋名”，予以厚待。
当然，封建时代的这种荐人公正无私、宽容大度的宰相们，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私利，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的专制统治，以使国家机器得以正常运转。明代宰辅杨溥所荐范理的一句话道破机关：杨溥执政时，曾推举对家人不礼不尊的天台人范理为德安府知府，后又擢升他为贵州布政使(一省长官)。有人劝告范理应致书杨溥以示谢意，范理却义正辞严地说：“宰相为朝廷用之，非私于理也。”即杨溥推荐他是为朝廷。此话与狄仁杰的名言“荐贤为国，非为私也”，如出一辙。
当然，中国历史上的这种出于公心选拔任用人才的宰相毕竟受到阶级和历史的局限，并且，更多的宰辅们则是对触犯过自己、反对过自己的人“睚眦必报”，一旦抓住对方的把柄，必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未完待续）
以公心管人，那么用人的标准就是贤与能。只要有高尚的情操、出众的才能，能够胜任职务，即应人尽其用，而不应顾虑个人与人才的关系是亲、是疏、是仇。在管人用人方面，中国古代不乏“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典范。
《左传》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襄公三年(公元前570年)，晋国掌管军政的长官——中军尉祁奚请求告老退休，晋悼公准请，并询问祁奚谁可接替他任中军尉。祁奚提出解狐可以接任。解狐是祁奚的仇人，但因解狐可胜任这一职务，所以祁奚荐举了他。不巧，解狐未等拜官上任就病死了。所以，悼公再次问祁奚时，他提出自己的儿子可以接任。于是悼公任命祁午为中军尉。荐贤必须出于公心，祁奚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以能否胜任中军尉这一要职为标准来举荐人才，根本没有考虑过是亲是仇。这种毫无忌妒之心，又不怕有人议论的作法，表现出祁奚认真求实地荐举人才的精神。被时人誉为“称其仇，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举其偏，不为党”。孔子闻之，也大加称赞：“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祁黄羊(祁奚的字)可谓公矣。”
“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之所以成为春秋时代选人、用人的佳话，是由于自此时起，中国古代的用人制度走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西周时代，实行的是世卿世禄制，无所谓选与不选，贤与不贤，自然也没有举亲举仇的问题。春秋时代，随着社会的变革，新的官僚制度开始萌生。在官僚制度下，官员与君主的关系，具有了韩非所说的那种主家与佣耕者之间的意味。因此，也就有了选官任官，有了荐贤举贤，而且，从祁奚的这则故事，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封建官僚制产生之初，人们就开始把选举的公平无私作为重要准则，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正因为如此，以后的大臣们便往往以此为标榜，留下了不少“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佳话。
宋朝宰相王旦，德高望重，大度宽容，能知人荐人。前相寇准屡屡在皇帝面前诋毁并经常挑剔、顶撞王旦，然王旦知其才，不但不耿耿于怀，而且竭力保护这个刚直、贤能的同年。王旦曾多次向真宗褒扬寇准，说他“对陛下无所隐，益见其忠直”，屡屡向皇上荐举他。寇准曾被罢枢密使，托人告王旦欲求为使相。王旦惊曰：“将相之任，岂可求耶!吾不受私请。”寇准为此衔恨在心。及宋真宗令予寇准一小官做时，王旦却极力荐举他，说：“(寇)准有才望，与之使相，其风采足为朝廷争光。”于是，真宗任寇准为武胜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寇准受任后，入宫谢真宗，说：“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真宗如实地将王旦荐举他的事情讲给他听，寇准知后既惭愧又叹服，认为自己的气度远不及王旦。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王旦病危，宋真宗将王旦抬入宫中，征询国家要事，其中问道：“万一爱卿身体有不测，朕将天下托付于谁呢？”王旦费力地举起笏板，奏道：“以臣之愚，莫若寇准。”并要皇上宜早召寇准为相。后来，真宗果然任寇准为相。
在用人问题上，像王旦这样大度豁达、容人之过，不以私怨党同伐异的政治家，中国历史上还有不少。如唐朝武则天时的大臣狄仁杰，学识渊博，很有作为，的确是位人才，可他与宰相娄师德长期以来不和睦，狄仁杰为一些意见分歧经常排斥娄师德，假若德高望重的娄师德也采取手段报复或压制狄仁杰的话，恐怕狄仁杰的历史就得改写了。但是娄师德没有这样做，而是顾全大局，宽宏大度，他十分看重狄仁杰的长处，接连向则天皇帝上了十几道推荐书，保举狄仁杰为相，与自己一起共谋国事。新上台的狄仁杰不知内情，依然不与娄师德合作，与之嫌隙很深。一天，武则天问狄仁杰：“你知道我为什么重用你吗？”狄仁杰答道：“我靠文章和道德取得官位，不是那种碌碌无为、依赖他人的平庸之辈。”武则天沉吟许久，说：“最初，我并不了解你，你之所以受到重用，全靠娄师德推荐。”于是，武则天让身边的侍从拿来装文件的筐箧，找出十几篇娄师德的保荐书，递给狄仁杰。狄仁杰一看，十分内疚，深感惭愧。武则天也未怪责他。狄仁杰走出皇宫，深有感触地说：“吾不意为娄公所涵，而娄公未尝有矜色。”不由从内心里敬佩和感谢娄师德。
明朝宰辅张居正在用人上不凭个人好恶、或与自己亲疏为标准，而是“立贤无方、惟才是用”。张居正曾郑重声明：“自当事以来，谆谆以此意告于铨曹，无问是谁故乡党，无计从来所作眚过，但能办国家事，有礼于君者，即举而录之。”
张居正的政敌高拱被逐下野后，对高拱所任用的阁僚官吏，只要其才当其位、能付其职者，张居正一概不排除，予以留用。如张佳胤为当时有名的能臣才子，但他曾是高拱的僚属，并且与之过往甚密。张居正并不因此疏远排挤张佳胤，而是鼓励他“努力勋名”，予以厚待。
当然，封建时代的这种荐人公正无私、宽容大度的宰相们，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私利，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的专制统治，以使国家机器得以正常运转。明代宰辅杨溥所荐范理的一句话道破机关：杨溥执政时，曾推举对家人不礼不尊的天台人范理为德安府知府，后又擢升他为贵州布政使(一省长官)。有人劝告范理应致书杨溥以示谢意，范理却义正辞严地说：“宰相为朝廷用之，非私于理也。”即杨溥推荐他是为朝廷。此话与狄仁杰的名言“荐贤为国，非为私也”，如出一辙。
当然，中国历史上的这种出于公心选拔任用人才的宰相毕竟受到阶级和历史的局限，并且，更多的宰辅们则是对触犯过自己、反对过自己的人“睚眦必报”，一旦抓住对方的把柄，必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