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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的图谋未能实现。
然而,顽固派不甘心就这样失败，就在造船工作进展顺利之时，停止造船之议又起，使船政再次而临下马的危险。这回掀起波澜的是内阁学士宋晋，他以花钱太多为由奏请停止造船，说福建连年制造轮船，花钱如流水。造船是为了抵御外来侵略，如今中外早已讲和，再造轮船岂不引起洋人的猜疑？朝廷对此不作明确表态，将此事发给了两江总督曾国藩及福州将军兼署闽浙总督文煜议奏。
曾国藩是洋务派人士，因编练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而起家，早在公元1861年就创办了安庆军械所，仿制出一批洋枪洋炮。这些后膛枪、开花炮的威力、射程、射速、准确度、杀伤力，比起清朝军队原来用的鸟枪、土炮强多了。后来，曾国藩和李鸿章又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李鸿章委托海关道员丁日昌，买下了设立在虹口的美商旗记铁工厂。把上海、苏州两个洋炮局搬至上海，成立了大型军事工业制造局。工厂此后逐年扩充，成立了有洋枪厂、洋炮厂、炮弹厂、火药厂、轮船厂、炼钢厂、子弹厂、水雷厂等，规模都很大。
接到奏章后，曾国藩表示出了对宋晋的极大不满，马上致函总理衙门，说西方各国的轮船多而且坚固，日本虽地处偏远，近来新造轮船也很多，且不惜巨费。现在内地军务将竣之时，及早谋划御侮之计，是上策啊!但是，文煜的复奏模棱两可，朝廷一时举棋不定。考虑到经费紧张，下令暂停造船，节约下一部分资金用于急需之处也未尝不可，并向左宗棠、李鸿章、沈藻桢三人重新征求意见。
左宗棠一直对船政事业偏爱不已，对于宋晋所奏停止造船一事，早就义愤填膺了，上奏朝廷的折子可想而知，言词十分激烈。沈葆桢更是斩钉截铁地说：“造船之事不但不能马上停止，即使五年之后，也不能裁撤。”
清廷先后收到左宗棠和沈葆桢态度强硬的奏章，态度渐趋明朗起来。这时李鸿章的奏折也到了，他从中国所面临的形势入手，分析了中国的出路，指出只有多设厂，多造船，多制枪炮，才能抵御外来侵略。如果士大夫还困于章句之学，苟且偷生，国家的前途将不堪设想。这场由宋晋挑起的争论，最后以洋务派的胜利告终，保证了轮船的继续兴造。
但是，顽固派并没有就此罢休。又过了两年，他们旧事重提，大谈船政之害。当时很多外国技工的合同到期，纷纷回国去了。沈葆桢再次挺身而出，与顽固派针锋相对，但朝廷迟迟不肯表态，船政不敢继续兴工。当时，正是日本出兵入侵台湾，东南沿海形势紧张之时。在此关键时刻，船政所造之船起了重要作用，沈葆桢亲自乘轮渡台。在解决日军侵台事件中，清廷看到了船政的作用，决定批准沈葆桢的请求，大力支持造船，再一次击退了顽固派的兴风作浪。
三、铁路之争
洋务派同封固派的交锋，在西学和造船中，只经过几个回合，洋务派便明显占了上风。但在随后的修筑铁路的酝酿和计划中，两派的斗争时而对峙，时而反复，风波迭起。
太平天国的洪仁玕，曾在他的《资政新篇》中提出过修筑铁路作为国家联络主干的设想。比洪仁玕早一年，西方殖民者出于侵略的动机，也有人建议在中国修筑铁路。也正是由于修筑铁路最初是西方侵略者的提议，而且他们在很长的时间内反复施展威胁利诱的手段，因此遭到了中国官员几乎一致的坚决抵制。
公元1863年，英、法、美三国驻上海领事通过江海关道，正式向李鸿章建议，修从上海到苏州的铁路，遭到断然拒绝。随后，一些西方的老牌侵略者赫德、威妥玛、巴兰德等人致函总理衙门，大谈修筑铁路的好处。当时一位英国人在北京城外修了一里长的小铁路，将小机车运行其上，速度飞快，使京城上下的人大为惊讶，从未见过这种新鲜事物。英国人修筑这段小铁路的目的，就是想让中国人开开眼界，能够接受建造铁路的建议。但是，从朝廷到内外臣工，任凭洋人如何游说，甚至现身说法，皆不为动。
直到洋务派认识到开铁路的益处后，便希望由国人自己承建铁路，不为外国人窃取。公元1872年，李鸿章率先提出了修筑铁路的主张，可听说此建议的人无不摇头咋舌。两年后，日本出兵台湾，东南沿海形势紧张，李鸿章趁机提出修筑铁路的建议，但朝中依旧阻力很大，无人支持。
到了公元1877年，洋务派才得到了开始实施修建铁路计划的机会，先是福建巡抚丁日昌提出在台湾修建铁路的计划，得以顺利通过，而内地修建铁路计划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强大阻力。
清政府派曾纪泽赴俄国谈划，索还伊犁。当时传出俄国要派舰队封锁中国海面的消息，清廷极为紧张，慌忙召见直隶提督刘铭传商讨对策。刘铭传借机提出修筑铁路的建议，主张中国应修四条铁路：南路二条，一由清江经山东到北京，一由汉口经河南到北京；北路二条，一由北京东通沈阳，一由北京西通甘肃。由于工程浩大，不能同时兴建，刘铭传建议先修清江至北京的一路。
刘铭传的建议一出，立即遭到顽固派的反对，他们说建造铁路改变了祖宗的成法，是大逆不道。一旦建成铁路，沿途的旅店，靠骡马运输的贫民都将失业。最为可笑的是，顽固派认为修建铁路时，必用火药炸山开石，不但惊动鬼神，还会破坏风水，带来不祥之兆。修建铁路的计划就这样在顽固派的吵嚷声中不了了之。
公元1884年，李鸿章重提修筑清江至北京铁路之事，顽固派纷纷出来反对。而洋务派中只有李鸿章、左宗棠二人赞成修造铁路，因此没能成功。不过，醇亲王奕■对铁路问题的态度有了转变。此后，他与李鸿章内外配合，联手推进铁路兴建工作。
公元1887年，奕■正式上奏朝廷，请准建津沽铁路，并指出铁路兴建与海防和商业的重要关系，得到了批准。奕■于是趁热打铁，又奏准了天津至通州的铁路。
正当洋务派准备大干一番时，顽固派又出来反对了。他们罗列了铁路的三大危害：资敌、扰民、夺民生计。为了回击顽固派的反扑，洋务派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但终因顽固派的气势汹汹，最后待建的铁路一律下马。至此，第三次关于修建铁路问题的争论方告结束。
洋务派与顽固派进行的三次关于修筑铁路问题的争论持续了整整十年之久。顽固派力量强大，洋务派身体力行，却又不敢放开手脚，难以有太大的起色。
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始终存在着复杂尖锐的思想论争和政治斗争。虽然两派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和目的是一致的，但达到目的的手段却大相径庭。清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一方面要依靠洋务派来支撑危局，一方面又怕洋务派势力过分膨胀危及自己的统治，因此有意借顽固守旧势力的纠缠来压制洋务派，使他们互相牵制，以此维持了清政府的虚弱的统治。
（未完待续）
政的图谋未能实现。
然而,顽固派不甘心就这样失败，就在造船工作进展顺利之时，停止造船之议又起，使船政再次而临下马的危险。这回掀起波澜的是内阁学士宋晋，他以花钱太多为由奏请停止造船，说福建连年制造轮船，花钱如流水。造船是为了抵御外来侵略，如今中外早已讲和，再造轮船岂不引起洋人的猜疑？朝廷对此不作明确表态，将此事发给了两江总督曾国藩及福州将军兼署闽浙总督文煜议奏。
曾国藩是洋务派人士，因编练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而起家，早在公元1861年就创办了安庆军械所，仿制出一批洋枪洋炮。这些后膛枪、开花炮的威力、射程、射速、准确度、杀伤力，比起清朝军队原来用的鸟枪、土炮强多了。后来，曾国藩和李鸿章又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李鸿章委托海关道员丁日昌，买下了设立在虹口的美商旗记铁工厂。把上海、苏州两个洋炮局搬至上海，成立了大型军事工业制造局。工厂此后逐年扩充，成立了有洋枪厂、洋炮厂、炮弹厂、火药厂、轮船厂、炼钢厂、子弹厂、水雷厂等，规模都很大。
接到奏章后，曾国藩表示出了对宋晋的极大不满，马上致函总理衙门，说西方各国的轮船多而且坚固，日本虽地处偏远，近来新造轮船也很多，且不惜巨费。现在内地军务将竣之时，及早谋划御侮之计，是上策啊!但是，文煜的复奏模棱两可，朝廷一时举棋不定。考虑到经费紧张，下令暂停造船，节约下一部分资金用于急需之处也未尝不可，并向左宗棠、李鸿章、沈藻桢三人重新征求意见。
左宗棠一直对船政事业偏爱不已，对于宋晋所奏停止造船一事，早就义愤填膺了，上奏朝廷的折子可想而知，言词十分激烈。沈葆桢更是斩钉截铁地说：“造船之事不但不能马上停止，即使五年之后，也不能裁撤。”
清廷先后收到左宗棠和沈葆桢态度强硬的奏章，态度渐趋明朗起来。这时李鸿章的奏折也到了，他从中国所面临的形势入手，分析了中国的出路，指出只有多设厂，多造船，多制枪炮，才能抵御外来侵略。如果士大夫还困于章句之学，苟且偷生，国家的前途将不堪设想。这场由宋晋挑起的争论，最后以洋务派的胜利告终，保证了轮船的继续兴造。
但是，顽固派并没有就此罢休。又过了两年，他们旧事重提，大谈船政之害。当时很多外国技工的合同到期，纷纷回国去了。沈葆桢再次挺身而出，与顽固派针锋相对，但朝廷迟迟不肯表态，船政不敢继续兴工。当时，正是日本出兵入侵台湾，东南沿海形势紧张之时。在此关键时刻，船政所造之船起了重要作用，沈葆桢亲自乘轮渡台。在解决日军侵台事件中，清廷看到了船政的作用，决定批准沈葆桢的请求，大力支持造船，再一次击退了顽固派的兴风作浪。
三、铁路之争
洋务派同封固派的交锋，在西学和造船中，只经过几个回合，洋务派便明显占了上风。但在随后的修筑铁路的酝酿和计划中，两派的斗争时而对峙，时而反复，风波迭起。
太平天国的洪仁玕，曾在他的《资政新篇》中提出过修筑铁路作为国家联络主干的设想。比洪仁玕早一年，西方殖民者出于侵略的动机，也有人建议在中国修筑铁路。也正是由于修筑铁路最初是西方侵略者的提议，而且他们在很长的时间内反复施展威胁利诱的手段，因此遭到了中国官员几乎一致的坚决抵制。
公元1863年，英、法、美三国驻上海领事通过江海关道，正式向李鸿章建议，修从上海到苏州的铁路，遭到断然拒绝。随后，一些西方的老牌侵略者赫德、威妥玛、巴兰德等人致函总理衙门，大谈修筑铁路的好处。当时一位英国人在北京城外修了一里长的小铁路，将小机车运行其上，速度飞快，使京城上下的人大为惊讶，从未见过这种新鲜事物。英国人修筑这段小铁路的目的，就是想让中国人开开眼界，能够接受建造铁路的建议。但是，从朝廷到内外臣工，任凭洋人如何游说，甚至现身说法，皆不为动。
直到洋务派认识到开铁路的益处后，便希望由国人自己承建铁路，不为外国人窃取。公元1872年，李鸿章率先提出了修筑铁路的主张，可听说此建议的人无不摇头咋舌。两年后，日本出兵台湾，东南沿海形势紧张，李鸿章趁机提出修筑铁路的建议，但朝中依旧阻力很大，无人支持。
到了公元1877年，洋务派才得到了开始实施修建铁路计划的机会，先是福建巡抚丁日昌提出在台湾修建铁路的计划，得以顺利通过，而内地修建铁路计划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强大阻力。
清政府派曾纪泽赴俄国谈划，索还伊犁。当时传出俄国要派舰队封锁中国海面的消息，清廷极为紧张，慌忙召见直隶提督刘铭传商讨对策。刘铭传借机提出修筑铁路的建议，主张中国应修四条铁路：南路二条，一由清江经山东到北京，一由汉口经河南到北京；北路二条，一由北京东通沈阳，一由北京西通甘肃。由于工程浩大，不能同时兴建，刘铭传建议先修清江至北京的一路。
刘铭传的建议一出，立即遭到顽固派的反对，他们说建造铁路改变了祖宗的成法，是大逆不道。一旦建成铁路，沿途的旅店，靠骡马运输的贫民都将失业。最为可笑的是，顽固派认为修建铁路时，必用火药炸山开石，不但惊动鬼神，还会破坏风水，带来不祥之兆。修建铁路的计划就这样在顽固派的吵嚷声中不了了之。
公元1884年，李鸿章重提修筑清江至北京铁路之事，顽固派纷纷出来反对。而洋务派中只有李鸿章、左宗棠二人赞成修造铁路，因此没能成功。不过，醇亲王奕■对铁路问题的态度有了转变。此后，他与李鸿章内外配合，联手推进铁路兴建工作。
公元1887年，奕■正式上奏朝廷，请准建津沽铁路，并指出铁路兴建与海防和商业的重要关系，得到了批准。奕■于是趁热打铁，又奏准了天津至通州的铁路。
正当洋务派准备大干一番时，顽固派又出来反对了。他们罗列了铁路的三大危害：资敌、扰民、夺民生计。为了回击顽固派的反扑，洋务派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但终因顽固派的气势汹汹，最后待建的铁路一律下马。至此，第三次关于修建铁路问题的争论方告结束。
洋务派与顽固派进行的三次关于修筑铁路问题的争论持续了整整十年之久。顽固派力量强大，洋务派身体力行，却又不敢放开手脚，难以有太大的起色。
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始终存在着复杂尖锐的思想论争和政治斗争。虽然两派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和目的是一致的，但达到目的的手段却大相径庭。清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一方面要依靠洋务派来支撑危局，一方面又怕洋务派势力过分膨胀危及自己的统治，因此有意借顽固守旧势力的纠缠来压制洋务派，使他们互相牵制，以此维持了清政府的虚弱的统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