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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王文统等执政大臣，又有地方汉族武装如戴曲薛、张邦直等人，从此加重了对汉人的疑忌心理。忽必烈开始采取措施，防范汉人权力过大。
首先是清查王文统的关系网。经查，王文统是由高挺、赵良弼、刘秉忠等人推荐的，这些人自然都受到怀疑审查。忽必烈不忍处罚刘秉忠，但对高挺、赵良弼等人就不客气了。赵良弼被“械系于狱”，差点给割去舌头；高挺被赶出中枢机构，先是调任四川，后又遭诬告，被囚禁于上都。
其次，是解除汉人的军政大权。史天泽虽然攻灭李璮有功，但由于他是汉人，所以忽必烈对他很不放心，暗示他交出军权。史天泽只好上书，说“兵民之权，不可并于一门。行之。请自臣家始。”于是，史氏子弟17人同时解除了兵权。史天泽这么一带头，别的汉族武装，如武卫亲军指挥使李佰祜、东平万户严氏、济南万户张氏等，也都纷纷交出了兵权。忽必烈又罢除了诸侯世袭制度，取消了汉族官员的封地。实行迁转法，官员流动升转，将官随时调遣，使兵将分离。
忽必烈的这些措施，表明汉人的地位日益下降。
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元旦，忽必烈在大都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正式把都城从和林迁到了大都。
朝贺仪式结束之后，忽必烈去昔日的发祥地上都作短暂巡察，刘秉忠要求随行。
到达上都后，刘秉忠陪忽必烈游览了南屏山，说这里风光宜人，自己愿意在山里盖一间小屋，静心修行；只要皇上不召见，他就不再返大都了。
话说得很委婉，忽必烈沉默了一会儿，批准了刘秉忠的请求。君臣二人对视了一眼，彼此都明白了对方的心意。
此后，忽必烈离开上都，返回大都，继续策划攻灭南宋，统一中国的大业；而刘秉忠留在了上都南屏山的一所小屋，深居简出。赫赫有名的谋士又过起了隐士的生活。
这年秋天八月，刘秉忠悄然而逝，享年59岁。
丧讯传到大都宫中，忽必烈十分悲哀，对群臣说：“秉忠事朕三十余年，小心慎密，不避艰险，言无隐情”。下诏将刘秉忠安葬于大都，赠官太傅，封赵国公，隘号“文贞”。元朝从草创到定型，刘秉忠出谋划策，立下很大的功劳，但刘秉忠从不居功自傲，并且一直不担任何具体的官职，这使他在处理与忽必烈的关系上可进可退，较为超脱。刘秉忠知道自古以来皇帝对于有功之臣都心存猜忌，更何况忽必烈是蒙古族的皇帝。刘秉忠明白，民族利益是无法分享的，蒙古人和汉人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界限。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帝国，不管如何汉化，在实质上是维护蒙古人自身的利益的。忽必烈要笼络汉人，利用汉人，但不可能真正信任汉人。
因此，鉴于元朝的统治已基本上稳定，忽必烈对汉儒的需求，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迫切了。对于这个政治舞台，自己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此，适时而退，应该是自己最明智的选择。
刘秉忠为自己功成名就后的人生作出这样的决策，在一般人或许是不易接受的，但刘秉忠其后的结局却证明，这是十分正确的。刘秉忠的功名荣誉，没有因隐退而消失，更没有重蹈历史的“兔死狗烹”的铁定规律般的覆辙。这对于一个“异族功臣”，显然已经是一种最好的归宿了。（未完待续）
的王文统等执政大臣，又有地方汉族武装如戴曲薛、张邦直等人，从此加重了对汉人的疑忌心理。忽必烈开始采取措施，防范汉人权力过大。
首先是清查王文统的关系网。经查，王文统是由高挺、赵良弼、刘秉忠等人推荐的，这些人自然都受到怀疑审查。忽必烈不忍处罚刘秉忠，但对高挺、赵良弼等人就不客气了。赵良弼被“械系于狱”，差点给割去舌头；高挺被赶出中枢机构，先是调任四川，后又遭诬告，被囚禁于上都。
其次，是解除汉人的军政大权。史天泽虽然攻灭李璮有功，但由于他是汉人，所以忽必烈对他很不放心，暗示他交出军权。史天泽只好上书，说“兵民之权，不可并于一门。行之。请自臣家始。”于是，史氏子弟17人同时解除了兵权。史天泽这么一带头，别的汉族武装，如武卫亲军指挥使李佰祜、东平万户严氏、济南万户张氏等，也都纷纷交出了兵权。忽必烈又罢除了诸侯世袭制度，取消了汉族官员的封地。实行迁转法，官员流动升转，将官随时调遣，使兵将分离。
忽必烈的这些措施，表明汉人的地位日益下降。
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元旦，忽必烈在大都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正式把都城从和林迁到了大都。
朝贺仪式结束之后，忽必烈去昔日的发祥地上都作短暂巡察，刘秉忠要求随行。
到达上都后，刘秉忠陪忽必烈游览了南屏山，说这里风光宜人，自己愿意在山里盖一间小屋，静心修行；只要皇上不召见，他就不再返大都了。
话说得很委婉，忽必烈沉默了一会儿，批准了刘秉忠的请求。君臣二人对视了一眼，彼此都明白了对方的心意。
此后，忽必烈离开上都，返回大都，继续策划攻灭南宋，统一中国的大业；而刘秉忠留在了上都南屏山的一所小屋，深居简出。赫赫有名的谋士又过起了隐士的生活。
这年秋天八月，刘秉忠悄然而逝，享年59岁。
丧讯传到大都宫中，忽必烈十分悲哀，对群臣说：“秉忠事朕三十余年，小心慎密，不避艰险，言无隐情”。下诏将刘秉忠安葬于大都，赠官太傅，封赵国公，隘号“文贞”。元朝从草创到定型，刘秉忠出谋划策，立下很大的功劳，但刘秉忠从不居功自傲，并且一直不担任何具体的官职，这使他在处理与忽必烈的关系上可进可退，较为超脱。刘秉忠知道自古以来皇帝对于有功之臣都心存猜忌，更何况忽必烈是蒙古族的皇帝。刘秉忠明白，民族利益是无法分享的，蒙古人和汉人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界限。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帝国，不管如何汉化，在实质上是维护蒙古人自身的利益的。忽必烈要笼络汉人，利用汉人，但不可能真正信任汉人。
因此，鉴于元朝的统治已基本上稳定，忽必烈对汉儒的需求，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迫切了。对于这个政治舞台，自己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此，适时而退，应该是自己最明智的选择。
刘秉忠为自己功成名就后的人生作出这样的决策，在一般人或许是不易接受的，但刘秉忠其后的结局却证明，这是十分正确的。刘秉忠的功名荣誉，没有因隐退而消失，更没有重蹈历史的“兔死狗烹”的铁定规律般的覆辙。这对于一个“异族功臣”，显然已经是一种最好的归宿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