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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惟庸并不明白自己胜利的真正原因，不是他比刘基更强，而是因为朱元璋站在了他的一边。朱元璋对于两大集团的斗争情况是很清楚的，他之所以没有出来调解，是因为无论这场斗争谁胜谁负，最后的胜利者都是他。无论是姓胡的地主胜利还是姓刘的地主胜利，只要保证朱地主的最高地位就行了。
朱元璋之所以选择胡惟庸，并不是因为他很强，相反，正是因为胡惟庸对朱元璋的威胁小，所以朱元璋才让他成为了胜利者。而愚蠢的胡惟庸并不了解这一点。
于是，在打垮刘基后，胡惟庸越发猖狂，他贪污受贿，排挤任何不服从他的人，甚至敢于挑战朱元璋的权力，私自截留下属的奏章，官员升降、处决犯人，都不经过朱元璋的批准。
洪武六年（1373），胡惟庸挤走了另一个丞相汪广洋，独揽丞相大权，并掌权七年之久。
但让人费解的是，朱元璋却对胡惟庸的犯上行为无任何表示，这是很不寻常的。
朱元璋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的人，他自血火之中奋战而出，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才，李善长仅仅是稍微独断专行了些，就被他勒令退休，胡惟庸何许人也？既无军功，也无政绩，居然敢如此放肆！
这就实在让人不解了，很多的历史资料上记载了种种胡惟庸不法及朱元璋置之不理的故事，并由此推断出胡惟庸罪有应得、朱元璋正当防卫的结论。
当我们揭开事实的表象，分析其中的本质时，就会发现大有文章。
历史上著名的郑庄公，一直不为其母亲所喜爱，他的弟弟也仗着母亲的溺爱，向他提出种种不合理的要求，而郑庄公总是满足他，直到最后，他的弟弟企图谋反，郑庄公才出兵将之灭掉。
后人往往以为郑庄公仁至义尽，传为美谈，可是也有人指出，郑庄公是真正的伪君子，是想要他弟弟的命，才纵容他的不法。
当我们深刻理解了这个故事后，对朱元璋的这种反常举动就会有一个清晰的结论——这是一个阴谋。
这个阴谋在不同的语言方式中有不同的说法，成语是“欲擒故纵”，学名叫“捧杀”，俗语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用小兵张嘎的话来说是“别看今天闹得欢，当心将来拉清单”。
但我们还有一个疑问，对付一个小小的胡惟庸，朱元璋需要动这么多脑筋，要忍耐他七年之久吗？
不错，当我们仔细地分析历史，就会发现，胡惟庸绝不是朱元璋的真正目标，朱元璋要毁灭的是胡惟庸背后的那个庞然大物。
朱元璋甘愿忍受胡惟庸的专横，让这个跳梁小丑尽情表演，套用围棋里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不为小利，必有大谋”，他经历如此多的磨难，陈友谅、张士诚、王保保这些当世豪杰都不是他的对手，何况小小的胡惟庸！
他这样委屈自己，只因他的目标对手太过强大，这个对手并不是李善长，也不是淮西集团，而是胡惟庸身后那延续了上千年的丞相制度。
自从朱元璋当皇帝后，他一直都觉得这个制度过于限制他的权力，他一向认为天下是靠他自己的能力争来的，偏偏有人要来分权，真是岂有此理！
但是这个制度已经有了很多年的历史，无论是大臣还是一般的百姓都认为丞相是必不可少的。要废除这个制度，必须有一个充分的理由，而胡惟庸这样无德之人的任意妄为正好可以为他提供一个借口。
他静静地注视着胡惟庸，等待着机会的到来。
胡惟庸的对策
胡惟庸虽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但他并不笨。随着自己行为的一步步出格，他对朱元璋的畏惧也越来越大。然而朱元璋却并不对他下手，这让他有了不祥的预感，他还是比较了解朱元璋的，这个人要么不做，要么就做绝，从不妥协。
在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后，胡惟庸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对策，那就是拉人下水。
在他看来，要想不被朱元璋杀掉，必须保证有足够的人与他站在同一边。所谓法不责众，你朱元璋总不能把大臣都一网打尽吧。
至于手段也是比较简单的，先找好对象，然后封官许愿，大家一起吃个饭、沐个浴，然后搞点娱乐节目，情感交融之后，找一个双方都关注的话题谈话，这期间是要投入点感情的，如果谈话中能流下点“真诚”的泪水，那么效果会更好。
这一套下来，双方就成了铁兄弟，然后就是结盟发誓，有福必然共享，有难必然同当。
如果细细分析一下拉人下水这个词，就会发现其中问题很多，如果要去的是什么好地方，是不用拉的，下水还要人拉，可见这“水”不是油锅就是火坑，正所谓“有危险你去，有黑锅你背”是也。一旦有了什么麻烦，誓言就会转变为“有难必然你当，有福自然我享”。
被他这一套拉下水的有吉安侯陆仲亨、御史大夫陈宁、都督毛骧等一批重臣，一时之间朝中都是胡惟庸的眼线。
但胡惟庸并不满足，他还要拉拢一个最重要的人——李善长。
因为李善长不但德高望重，身上还有一件难得的宝物，那就是免死铁券。
我们有必要说一下免死铁券这玩意儿。在明朝，皇帝给大臣最高的奖赏就是免死铁券，其作用是将来大臣犯法，锦衣卫去家里杀人的时候，只要你没丢掉（估计也不会有人丢），而且在刀砍掉你脑袋前拿出来，就可以免除一死。很多的大臣为脑袋考虑，费尽心思想搞到一张，因为无论什么金券银券都没有这张铁券顶用，那些有幸拿到的，就会放在家里的大堂供起来，逢人来就会展示给对方看，似乎有了这张铁券就有两个脑袋。
李善长就有这样宝贝，而且还有两张，胡惟庸拼命巴结他，这两张铁券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虽然胡惟庸不能拿去自己用，但李善长不死，自己就有了靠山。
但这张铁券的作用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铁券是皇帝给的，就像支票一样，能否兑现要看开票的银行，皇帝就是开票行，他说这东西有效就有效，他说过期就过期。很难想象皇帝如果下决心杀掉某人，会因为自己曾经开出的一张口头支票而改变主意。用我们今天常说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我捧得起你，就踩得倒你！”
换个思维角度来看，其中的变数也很多，皇帝不一定非要杀你不可，他大可把你关起来，打你个半死，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找人害你一下，然后报个暴病而死。这样既成全了他的名声，又遂了心愿，一举两得。不是我不守信用，实在是你没福气啊。
而当时的胡惟庸和李善长都非常看重这两张空头支票，充分说明了他们的政治水平和朱元璋比起来只是小学生阶段。
当胡惟庸暴露出他的企图后，李善长并未理睬他，因为他和愚蠢的胡惟庸不一样，他亲眼看到过无数的英雄豪杰都败在朱元璋的手上，十分了解朱元璋的可怕，不会犯和朱元璋作对这样愚蠢的错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当年选择的小人物，现在居然不自量力，要和朱元璋较劲，甚至现在还要拉自己下水。时移事易啊，他坚定地拒绝了胡惟庸的要求。
胡惟庸这个人看问题不行，看人倒还是有一套的，他发现李善长不吃他那一套，便开始走亲戚路线。恰好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是胡惟庸的儿女亲家，于是胡惟庸便把李存义拉下了水。李存义得了好处，便不停地游说李善长。李善长刚开始的时候还严词呵斥李存义，后来听得多了，也就默许了，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已经老了，等我死后，你们自己看着办吧（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
李善长就这样被拉下了水。
胡惟庸终于放心了，满朝文武都是我的人，你朱元璋能把我怎么样？你能做皇帝，我就不能吗？
现在看来，他确实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丑。
但胡惟庸的这些活动确实给朱元璋出了道难题，毕竟如此之多的大臣都是一党，朱元璋要考虑如何分化瓦解他们，才能消灭胡惟庸的势力，而这又谈何容易，真是一道难题啊。
然而朱元璋在听完密探对胡惟庸反常举动的报告后，只用了一句话就解决了这个难题，水平是相当的高。
“那就都杀掉吧！”
杀人偿命
在杀人这件事情上，朱元璋一向是说到做到的，他冷眼旁观胡惟庸的一举一动，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样来。而胡惟庸也积极做着对付朱元璋的准备，他知道自己和朱元璋迟早有一天会正面交锋的。
这一天很快到来了。
在一次出游中，胡惟庸的儿子坠马，死于路过的马车轮下。胡惟庸一怒之下没有通知司法部门就杀了马车夫。这件事情传到了朱元璋那里，他命令胡惟庸向他解释这件事情。
胡惟庸赶到朱元璋处。他在路上已经想好了所有的借口和说辞，一见到朱元璋，他便忙不迭地诉起苦来，说自己是如何可怜、儿子如何孝顺、马车夫如何不遵守交通规则、违章压线行驶等等，而朱元璋的态度非常奇怪。
他只是沉默，用冷冷的眼光看着胡惟庸。
胡惟庸仍不知趣，不停地述说着委屈，等到他发现在这场两个人的对话中始终只有一个人说话时，他停住了，看着朱元璋，他发现朱元璋也正看着他。
令人恐惧的沉默。
朱元璋终于站了起来，他走到胡惟庸面前，用不大却十分清楚的声音平静地说道：“杀人偿命。”
然后他飘然而出，没有再看胡惟庸一眼。
胡惟庸呆住了，他一直坐在椅子上，呆若木鸡地看着前方。
突然，胡惟庸的手颤抖起来，他用身体压住自己的手，但是没有用，他全身都抖动起来，就如同一个抽风的人。
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恐惧了，这是他身体的自然反应。
在家中与那些同党商议的时候，他觉得朱元璋似乎软弱得不堪一击，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人，而朱元璋并没有什么亲信。随着他的同党人数的增加，他不断地感觉到自己的强大。在同党的吹捧中，他似乎看到自己将要取朱元璋而代之，成为最高的统治者！
而当他真正面对朱元璋的眼神时，他才感觉到，自己和面前的这个人差得太远。自己也算是个人才，但自己的对手似乎并不是人，而是一把寒光闪闪的刀。
朱元璋是这样走到这一步的：从茅草屋的风雨到皇觉寺的孤灯，从滁州的刀光剑影到鄱阳湖的烽火连天，他从千军万马中奔驰而出，自尸山血海里站立起来；他经历过无数的磨难，忍受过无数的痛苦，他不畏惧所有的权威，不惧怕任何的敌人；一个个盖世枭雄在他面前倒下去，他见过的死人比胡惟庸见过的活人还多！
胡惟庸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李善长不愿意和朱元璋为敌，不是他没有野心，而是因为畏惧。
不用交手，胡惟庸已经明白，自己上错了擂台，他跟朱元璋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的选手。
但后悔已经太晚了，就一条路走到黑吧。
之后发生的事情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很多史料记载，是胡惟庸准备谋反，为人揭发，所以朱元璋动手解决了胡惟庸。然而也有一些史料记载，此事另有隐情，在我看来，后者可能更有可信度。
洪武十二年（1379）十月，占城国（今越南中部）派使节来南京进贡。但是胡惟庸没有将此事奏报给朱元璋知道，这应该可以算是严重的外交事件，朱元璋得知占城国使团抵达京城时，长期累积的怒火终于爆发，他严词训斥了应对此事负责的胡惟庸和汪广洋（时任左都御史）。
其实这个时候，胡惟庸最正确的应对方法是认错，谁没有个打瞌睡的时候呢。但他却和汪广洋把责任推给了礼部，他认为这样就可以了事。
朱元璋充分显示了他的创意性思维，并将之运用在这件事的处理上，他没有被胡惟庸牵着鼻子走，去查询到底是谁干了这件事，而是先处死了汪广洋，然后囚系了所有与此事有关的官员。
既然不是你就是他，那我把你们都抓起来一定是没错的。
刀已经架在胡惟庸的脖子上了，何时砍下只是个时间问题。
他并没有等太久。
涂节是胡惟庸的死党，他当时的职务是御史中丞，相信大家已经熟悉了这个官职。他在胡惟庸集团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发动舆论攻击政敌，拉帮结派图谋不轨，哪样都少不了他，胡惟庸一直把他看做自己的亲信。
然而这个亲信用自己的行为重新解释了死党这个词的含义——置你于死地的同党。
他眼见胡惟庸不行了，便把胡惟庸的阴谋上报给皇帝。朱元璋等待的就是这一刻，他命令立刻处死胡惟庸、陈宁和胡党中的重要成员，并灭了胡惟庸的三族。然后他命令，深入调查还有谁参与此事，如果查证属实，一律处死！
于是名留青史的胡惟庸案件拉开了序幕，事实证明，查证属实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太麻烦，而一律处死很容易，当时的审讯方式也为此案的发展提供了便利。审案的官员抓住嫌疑人后首先提供的待遇不是咖啡或是清茶，而是死打一顿，打完再说，有些与被审官员有仇的家伙还会趁乱上去过过手瘾，反正也是办公事，顺便报报私仇也是可以理解的嘛。
然后就是询问同党，那些读书人哪里经得起打，东扯西拉供出很多所谓同党来，只要自己认识的、有一面之缘的、借过钱的、还过债的，想到什么人就说什么人。审案官员自然大喜，上奏皇帝，再去抓其他人，于是案件越来越大，从洪武十三年（1380）案发，连续查了好几年，被杀者超过一万人。
胡惟庸精心筹划多年的计划和组织就这么被摧毁了，事实证明，朱元璋要消灭他十分容易，就如同捏死一只蚂蚁。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胡惟庸都只是一个跳梁小丑，他唯一有成效的工作就是拉了上万人和他一起共赴黄泉。
我们差点忘记了那个告密的涂节，他的结局颇有戏剧色彩，这个在胡惟庸案件中扮演了滑稽角色的人案发后即被押赴刑场，与胡惟庸一同被处死，不知此二人在刑场上相遇，会有何感慨。
胡惟庸死了，这个结果正是朱元璋需要的，现在他正坐在自己的龙椅上，看着下面的大臣们，这些可怜的幸存者，他们和胡惟庸同朝为臣，或多或少都有些接触，眼看着自己的同僚们一个个被拉出去杀掉，他们的心中充满了恐惧。
该结束了吧，我们只想活下去。
朱元璋却并不这么想，在他看来，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不要急，好戏才刚开始。
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在处死胡惟庸后仅一个月，就撤销了丞相这个延续上千年的职位，取消了中书省的设置，安排机构分流人员。如此大动作，却干得雷厉风行、干净利落，这让我们有理由怀疑他是早有准备的，就如同《水浒传》的宋江，晁盖死后无论如何不肯继位，一旦“勉为其难”答应了，立刻就能组织大型庆典。
无论如何，朱元璋达到了他的目的，丞相这个让人讨厌的职位终于消失了，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然而他却没有意识到，对于他的王朝和他的子孙来说，这将是他一生中所犯的最大错误。
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介绍一下为什么丞相这个职位是必须存在的。下面我们将开始讲述。
丞相是怎样炼成的
有人曾对我说，知道历史表象就好，无需知道历史本质。把故事讲明白就行了，至于原因，是无关紧要的。
是的，故事是有趣的，原因是枯燥的。但枯燥的，更有价值。
对很多人而言，诸葛亮和刘伯温是两个神人，他们往往能够预见到事情的发展方向，即使住在农村里，一年进不了几次城，也能够知道天下大势，并能够准确预测未来的走向，如诸葛亮之于“隆中对”，刘伯温之于安丰之战，坐在炕上，盘着腿就能预知未来。
因为他们知道故事，而且了解原因。所以，他们才无比强大。
这个世界上，最让人畏惧的就是未知，如果人人都知道自己的未来，他们就不会再害怕。但在时间机器没有发明之前，我们还是只能向诸葛亮和刘伯温同志学习，比如当我们知道了地主怎样炼成的规律后，下次当你看到史书上的某位农民领袖起义，你不需要再往下看，只要这人没有在起义过程中被人干掉，你就能肯定，下一个王朝中必然多了一个地主。这就是内涵的力量，无比强大的力量。
就此开始吧，这次我们的主角还是张三，他刚刚当完了地主，这次我们仍然用他当主角，但在丞相这一篇中，他不能直接当丞相，而是要先当村长。
张三当上了某村的村长，他就要开始管理，每天他会从村东头逛到村西头，看甲家的门有没有锁好，乙家的两口子有没有吵架，村子不大，一天可以逛两三趟，完事后回家睡觉，这就是村长的管理生活。
不久，张三当上了乡长，乡很大，他要逛一天才能走一圈，于是他开始两天逛一趟，把工作交给村长负责。
由于工作出色，张三当上了知县，他每天再也不能去逛了，他全部的时间要用来批示乡长们的报告，并完全信任他们。
之后张三不断升官，从知府到布政使，再到丞相，全国都归他管（我们假设没有皇帝），这下子张三就忙了，他连看奏章的时间都没有，每天见无数的人，忙到晚上还没完，各个部门的头头脑脑都要找他，而他一个人要对这些部门的提议做出决断，他实在太累了，于是他找了一个人帮他的忙，并把自己的权力分一部分给他。
大概情况就是这样，张三的位置就类似皇帝，他找来帮忙的那个人就是现实中的丞相。
由于全国事情太多，而皇帝的精力有限，所以他不得不找一个人来，把一部分权力交给他。
相信大家已经理解了丞相的由来，这个故事虽然简单，但却包含了政治学上一个非常深刻的理论——分权制衡理论。
历来的皇帝不乏英明之人，他们并不比朱元璋差，却都使用了丞相制度，作为皇帝专制的封建社会，皇帝是并不愿意将自己的权力交出去的，因为一旦将权力分给别人，自己就有被制约的危险。但皇权的无限扩大性与皇帝的精力有限性的矛盾，必然导致丞相制度的产生。
说到底，丞相确实是一个讨人厌的家伙，他不断地给皇帝提意见，并且还能反驳皇帝，作为皇帝是不会喜欢这个家伙的，他认为，这个人只不过是自己招来干活的一个打工仔，自己给了他工作，给了他权力，但这个人却什么都要管。
他不但要管国家大事，还要管自己的私事。想修个房子他要管，说是费钱；想出去玩他要管，说是劳民。甚至有些过分的家伙，连自己吃饭休息睡老婆，他也要管，不但要管，还振振有词，美其名曰“为了陛下身体着想”，脸上还经常是一副欠揍的表情，好像自己总是欠他二百块钱似的。
到底谁是老板，谁是打工的？
问题在于，你还不能发脾气。那些士大夫们都看着呢，你要接受他的意见，态度还要好。如果你忍不住骂了他，甚至于处罚了他。那麻烦就来了，道理总是在丞相一边，史书上会记载他敢于直言，而你就很不幸地背上了不纳谏的恶名。下面那些官员也会站在他的一边，并用崇拜的眼神看着他。
那些丞相们心里也清楚着呢，所以干这些事的时候往往是前仆后继，好像巴不得你打他一顿才好。
因为这些原因，皇帝是并不喜欢那些丞相的，他们都像朱元璋一样，十分想把这个职位取消，但问题在于，如果取消了这个职位，所有的事情就要自己干了。可是辛苦当上皇帝并不只是为了干活的，他们还要享受生活，自己并不是铁人三项赛的选手，没有那么强的精力。所以这个职位一直保留了下来，直到朱元璋干皇帝为止。
朱元璋从小吃苦耐劳，小伙子身体棒，精神头儿足，饭量大，一顿能扒好几碗，他不但是铁人赛的冠军级选手，估计练过长跑，耐力还很强，在他看来，把丞相赶回家，也不过是多干点活，自己累点，也没什么。于是历史上就留下了劳模朱元璋的光辉事迹。
吴晗先生统计过，从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仅仅八天内，朱元璋收到了一千六百六十六件公文，合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件事，平均每天要看两百份文件，处理四百件事情。
这真是一个让人胆寒的数字，朱元璋时代没有劳动法，他干八天也不会有人给他加班费。但他就这么不停地干着，这也使得他很讨厌那些半天说不到点子上的人，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就表现了这一点，当时的户部尚书茹太素曾经上了一篇奏折给朱元璋，朱元璋让人读给他听，结果读到一半就用了将近三个钟头时间，都是什么三皇五帝、仁义道德之类，朱元璋当机立断，命令不要再读下去，数了下字数，已经有一万多字了。
朱元璋气极，命令马上传茹太素进见，让侍卫把他狠狠地打了一顿。
可以看到，废除丞相制度后，朱元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过他并不在意，因为在他看来，多干点活就行了，然而事情远不像他想得那么简单。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皇帝和丞相之间的权力制衡关系，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
双方的关系其实可以用拔河这个运动来形容。皇帝和大臣分别在绳子的一头，向着自己的方向拉，这项运动并没有裁判，但却有一项不成文的规则，那就是不能太过分，双方的进退都有一定限度。
这个限度正是上千年的政治实践划定的，他告诉拔河的双方，哪些事情是皇帝可以做的，大臣不能干涉，而哪些事情是大臣应该管的，皇帝应该允许。
在那上千年的皇帝与大臣的博弈中，这一规则在不断地完善。双方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能做什么，就在这样的规则中，权力达到了平衡。
而朱元璋不守规则，改变了这一切，他把大臣们拉得东倒西歪，并宣布他们从此被解雇了，然后拿着那根绳子回家晾衣服。
他似乎认为这样就解决了问题，权力由他一人掌握就可以了，不再需要所谓的平衡。
事实证明他错了，历史规则不是小小的朱元璋能够改变的，既然朱元璋并不喜欢这种平衡，历史之神将给他和他的子孙安排另外的拔河对手，而这个对手与之前的那些人不同。
他们也不守规则。
当然朱元璋同志不守规则的行为只是害了他自己，对于整个明朝政治而言，并不一定是件坏事。朱元璋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却没有砸到这个朝代。
在我们的历史和生活中，有着很多非常奇妙的规则，这些规则看不见、摸不着，却始终起着作用。比如著名的黄金分割，以黄金分割比例确定的图案是最美丽的，划分的结构是最合理的。很多艺术高超的二胡演奏家发现，在胡... -->>
胡惟庸并不明白自己胜利的真正原因，不是他比刘基更强，而是因为朱元璋站在了他的一边。朱元璋对于两大集团的斗争情况是很清楚的，他之所以没有出来调解，是因为无论这场斗争谁胜谁负，最后的胜利者都是他。无论是姓胡的地主胜利还是姓刘的地主胜利，只要保证朱地主的最高地位就行了。
朱元璋之所以选择胡惟庸，并不是因为他很强，相反，正是因为胡惟庸对朱元璋的威胁小，所以朱元璋才让他成为了胜利者。而愚蠢的胡惟庸并不了解这一点。
于是，在打垮刘基后，胡惟庸越发猖狂，他贪污受贿，排挤任何不服从他的人，甚至敢于挑战朱元璋的权力，私自截留下属的奏章，官员升降、处决犯人，都不经过朱元璋的批准。
洪武六年（1373），胡惟庸挤走了另一个丞相汪广洋，独揽丞相大权，并掌权七年之久。
但让人费解的是，朱元璋却对胡惟庸的犯上行为无任何表示，这是很不寻常的。
朱元璋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的人，他自血火之中奋战而出，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才，李善长仅仅是稍微独断专行了些，就被他勒令退休，胡惟庸何许人也？既无军功，也无政绩，居然敢如此放肆！
这就实在让人不解了，很多的历史资料上记载了种种胡惟庸不法及朱元璋置之不理的故事，并由此推断出胡惟庸罪有应得、朱元璋正当防卫的结论。
当我们揭开事实的表象，分析其中的本质时，就会发现大有文章。
历史上著名的郑庄公，一直不为其母亲所喜爱，他的弟弟也仗着母亲的溺爱，向他提出种种不合理的要求，而郑庄公总是满足他，直到最后，他的弟弟企图谋反，郑庄公才出兵将之灭掉。
后人往往以为郑庄公仁至义尽，传为美谈，可是也有人指出，郑庄公是真正的伪君子，是想要他弟弟的命，才纵容他的不法。
当我们深刻理解了这个故事后，对朱元璋的这种反常举动就会有一个清晰的结论——这是一个阴谋。
这个阴谋在不同的语言方式中有不同的说法，成语是“欲擒故纵”，学名叫“捧杀”，俗语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用小兵张嘎的话来说是“别看今天闹得欢，当心将来拉清单”。
但我们还有一个疑问，对付一个小小的胡惟庸，朱元璋需要动这么多脑筋，要忍耐他七年之久吗？
不错，当我们仔细地分析历史，就会发现，胡惟庸绝不是朱元璋的真正目标，朱元璋要毁灭的是胡惟庸背后的那个庞然大物。
朱元璋甘愿忍受胡惟庸的专横，让这个跳梁小丑尽情表演，套用围棋里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不为小利，必有大谋”，他经历如此多的磨难，陈友谅、张士诚、王保保这些当世豪杰都不是他的对手，何况小小的胡惟庸！
他这样委屈自己，只因他的目标对手太过强大，这个对手并不是李善长，也不是淮西集团，而是胡惟庸身后那延续了上千年的丞相制度。
自从朱元璋当皇帝后，他一直都觉得这个制度过于限制他的权力，他一向认为天下是靠他自己的能力争来的，偏偏有人要来分权，真是岂有此理！
但是这个制度已经有了很多年的历史，无论是大臣还是一般的百姓都认为丞相是必不可少的。要废除这个制度，必须有一个充分的理由，而胡惟庸这样无德之人的任意妄为正好可以为他提供一个借口。
他静静地注视着胡惟庸，等待着机会的到来。
胡惟庸的对策
胡惟庸虽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但他并不笨。随着自己行为的一步步出格，他对朱元璋的畏惧也越来越大。然而朱元璋却并不对他下手，这让他有了不祥的预感，他还是比较了解朱元璋的，这个人要么不做，要么就做绝，从不妥协。
在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后，胡惟庸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对策，那就是拉人下水。
在他看来，要想不被朱元璋杀掉，必须保证有足够的人与他站在同一边。所谓法不责众，你朱元璋总不能把大臣都一网打尽吧。
至于手段也是比较简单的，先找好对象，然后封官许愿，大家一起吃个饭、沐个浴，然后搞点娱乐节目，情感交融之后，找一个双方都关注的话题谈话，这期间是要投入点感情的，如果谈话中能流下点“真诚”的泪水，那么效果会更好。
这一套下来，双方就成了铁兄弟，然后就是结盟发誓，有福必然共享，有难必然同当。
如果细细分析一下拉人下水这个词，就会发现其中问题很多，如果要去的是什么好地方，是不用拉的，下水还要人拉，可见这“水”不是油锅就是火坑，正所谓“有危险你去，有黑锅你背”是也。一旦有了什么麻烦，誓言就会转变为“有难必然你当，有福自然我享”。
被他这一套拉下水的有吉安侯陆仲亨、御史大夫陈宁、都督毛骧等一批重臣，一时之间朝中都是胡惟庸的眼线。
但胡惟庸并不满足，他还要拉拢一个最重要的人——李善长。
因为李善长不但德高望重，身上还有一件难得的宝物，那就是免死铁券。
我们有必要说一下免死铁券这玩意儿。在明朝，皇帝给大臣最高的奖赏就是免死铁券，其作用是将来大臣犯法，锦衣卫去家里杀人的时候，只要你没丢掉（估计也不会有人丢），而且在刀砍掉你脑袋前拿出来，就可以免除一死。很多的大臣为脑袋考虑，费尽心思想搞到一张，因为无论什么金券银券都没有这张铁券顶用，那些有幸拿到的，就会放在家里的大堂供起来，逢人来就会展示给对方看，似乎有了这张铁券就有两个脑袋。
李善长就有这样宝贝，而且还有两张，胡惟庸拼命巴结他，这两张铁券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虽然胡惟庸不能拿去自己用，但李善长不死，自己就有了靠山。
但这张铁券的作用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铁券是皇帝给的，就像支票一样，能否兑现要看开票的银行，皇帝就是开票行，他说这东西有效就有效，他说过期就过期。很难想象皇帝如果下决心杀掉某人，会因为自己曾经开出的一张口头支票而改变主意。用我们今天常说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我捧得起你，就踩得倒你！”
换个思维角度来看，其中的变数也很多，皇帝不一定非要杀你不可，他大可把你关起来，打你个半死，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找人害你一下，然后报个暴病而死。这样既成全了他的名声，又遂了心愿，一举两得。不是我不守信用，实在是你没福气啊。
而当时的胡惟庸和李善长都非常看重这两张空头支票，充分说明了他们的政治水平和朱元璋比起来只是小学生阶段。
当胡惟庸暴露出他的企图后，李善长并未理睬他，因为他和愚蠢的胡惟庸不一样，他亲眼看到过无数的英雄豪杰都败在朱元璋的手上，十分了解朱元璋的可怕，不会犯和朱元璋作对这样愚蠢的错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当年选择的小人物，现在居然不自量力，要和朱元璋较劲，甚至现在还要拉自己下水。时移事易啊，他坚定地拒绝了胡惟庸的要求。
胡惟庸这个人看问题不行，看人倒还是有一套的，他发现李善长不吃他那一套，便开始走亲戚路线。恰好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是胡惟庸的儿女亲家，于是胡惟庸便把李存义拉下了水。李存义得了好处，便不停地游说李善长。李善长刚开始的时候还严词呵斥李存义，后来听得多了，也就默许了，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已经老了，等我死后，你们自己看着办吧（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
李善长就这样被拉下了水。
胡惟庸终于放心了，满朝文武都是我的人，你朱元璋能把我怎么样？你能做皇帝，我就不能吗？
现在看来，他确实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丑。
但胡惟庸的这些活动确实给朱元璋出了道难题，毕竟如此之多的大臣都是一党，朱元璋要考虑如何分化瓦解他们，才能消灭胡惟庸的势力，而这又谈何容易，真是一道难题啊。
然而朱元璋在听完密探对胡惟庸反常举动的报告后，只用了一句话就解决了这个难题，水平是相当的高。
“那就都杀掉吧！”
杀人偿命
在杀人这件事情上，朱元璋一向是说到做到的，他冷眼旁观胡惟庸的一举一动，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样来。而胡惟庸也积极做着对付朱元璋的准备，他知道自己和朱元璋迟早有一天会正面交锋的。
这一天很快到来了。
在一次出游中，胡惟庸的儿子坠马，死于路过的马车轮下。胡惟庸一怒之下没有通知司法部门就杀了马车夫。这件事情传到了朱元璋那里，他命令胡惟庸向他解释这件事情。
胡惟庸赶到朱元璋处。他在路上已经想好了所有的借口和说辞，一见到朱元璋，他便忙不迭地诉起苦来，说自己是如何可怜、儿子如何孝顺、马车夫如何不遵守交通规则、违章压线行驶等等，而朱元璋的态度非常奇怪。
他只是沉默，用冷冷的眼光看着胡惟庸。
胡惟庸仍不知趣，不停地述说着委屈，等到他发现在这场两个人的对话中始终只有一个人说话时，他停住了，看着朱元璋，他发现朱元璋也正看着他。
令人恐惧的沉默。
朱元璋终于站了起来，他走到胡惟庸面前，用不大却十分清楚的声音平静地说道：“杀人偿命。”
然后他飘然而出，没有再看胡惟庸一眼。
胡惟庸呆住了，他一直坐在椅子上，呆若木鸡地看着前方。
突然，胡惟庸的手颤抖起来，他用身体压住自己的手，但是没有用，他全身都抖动起来，就如同一个抽风的人。
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恐惧了，这是他身体的自然反应。
在家中与那些同党商议的时候，他觉得朱元璋似乎软弱得不堪一击，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人，而朱元璋并没有什么亲信。随着他的同党人数的增加，他不断地感觉到自己的强大。在同党的吹捧中，他似乎看到自己将要取朱元璋而代之，成为最高的统治者！
而当他真正面对朱元璋的眼神时，他才感觉到，自己和面前的这个人差得太远。自己也算是个人才，但自己的对手似乎并不是人，而是一把寒光闪闪的刀。
朱元璋是这样走到这一步的：从茅草屋的风雨到皇觉寺的孤灯，从滁州的刀光剑影到鄱阳湖的烽火连天，他从千军万马中奔驰而出，自尸山血海里站立起来；他经历过无数的磨难，忍受过无数的痛苦，他不畏惧所有的权威，不惧怕任何的敌人；一个个盖世枭雄在他面前倒下去，他见过的死人比胡惟庸见过的活人还多！
胡惟庸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李善长不愿意和朱元璋为敌，不是他没有野心，而是因为畏惧。
不用交手，胡惟庸已经明白，自己上错了擂台，他跟朱元璋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的选手。
但后悔已经太晚了，就一条路走到黑吧。
之后发生的事情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很多史料记载，是胡惟庸准备谋反，为人揭发，所以朱元璋动手解决了胡惟庸。然而也有一些史料记载，此事另有隐情，在我看来，后者可能更有可信度。
洪武十二年（1379）十月，占城国（今越南中部）派使节来南京进贡。但是胡惟庸没有将此事奏报给朱元璋知道，这应该可以算是严重的外交事件，朱元璋得知占城国使团抵达京城时，长期累积的怒火终于爆发，他严词训斥了应对此事负责的胡惟庸和汪广洋（时任左都御史）。
其实这个时候，胡惟庸最正确的应对方法是认错，谁没有个打瞌睡的时候呢。但他却和汪广洋把责任推给了礼部，他认为这样就可以了事。
朱元璋充分显示了他的创意性思维，并将之运用在这件事的处理上，他没有被胡惟庸牵着鼻子走，去查询到底是谁干了这件事，而是先处死了汪广洋，然后囚系了所有与此事有关的官员。
既然不是你就是他，那我把你们都抓起来一定是没错的。
刀已经架在胡惟庸的脖子上了，何时砍下只是个时间问题。
他并没有等太久。
涂节是胡惟庸的死党，他当时的职务是御史中丞，相信大家已经熟悉了这个官职。他在胡惟庸集团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发动舆论攻击政敌，拉帮结派图谋不轨，哪样都少不了他，胡惟庸一直把他看做自己的亲信。
然而这个亲信用自己的行为重新解释了死党这个词的含义——置你于死地的同党。
他眼见胡惟庸不行了，便把胡惟庸的阴谋上报给皇帝。朱元璋等待的就是这一刻，他命令立刻处死胡惟庸、陈宁和胡党中的重要成员，并灭了胡惟庸的三族。然后他命令，深入调查还有谁参与此事，如果查证属实，一律处死！
于是名留青史的胡惟庸案件拉开了序幕，事实证明，查证属实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太麻烦，而一律处死很容易，当时的审讯方式也为此案的发展提供了便利。审案的官员抓住嫌疑人后首先提供的待遇不是咖啡或是清茶，而是死打一顿，打完再说，有些与被审官员有仇的家伙还会趁乱上去过过手瘾，反正也是办公事，顺便报报私仇也是可以理解的嘛。
然后就是询问同党，那些读书人哪里经得起打，东扯西拉供出很多所谓同党来，只要自己认识的、有一面之缘的、借过钱的、还过债的，想到什么人就说什么人。审案官员自然大喜，上奏皇帝，再去抓其他人，于是案件越来越大，从洪武十三年（1380）案发，连续查了好几年，被杀者超过一万人。
胡惟庸精心筹划多年的计划和组织就这么被摧毁了，事实证明，朱元璋要消灭他十分容易，就如同捏死一只蚂蚁。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胡惟庸都只是一个跳梁小丑，他唯一有成效的工作就是拉了上万人和他一起共赴黄泉。
我们差点忘记了那个告密的涂节，他的结局颇有戏剧色彩，这个在胡惟庸案件中扮演了滑稽角色的人案发后即被押赴刑场，与胡惟庸一同被处死，不知此二人在刑场上相遇，会有何感慨。
胡惟庸死了，这个结果正是朱元璋需要的，现在他正坐在自己的龙椅上，看着下面的大臣们，这些可怜的幸存者，他们和胡惟庸同朝为臣，或多或少都有些接触，眼看着自己的同僚们一个个被拉出去杀掉，他们的心中充满了恐惧。
该结束了吧，我们只想活下去。
朱元璋却并不这么想，在他看来，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不要急，好戏才刚开始。
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在处死胡惟庸后仅一个月，就撤销了丞相这个延续上千年的职位，取消了中书省的设置，安排机构分流人员。如此大动作，却干得雷厉风行、干净利落，这让我们有理由怀疑他是早有准备的，就如同《水浒传》的宋江，晁盖死后无论如何不肯继位，一旦“勉为其难”答应了，立刻就能组织大型庆典。
无论如何，朱元璋达到了他的目的，丞相这个让人讨厌的职位终于消失了，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然而他却没有意识到，对于他的王朝和他的子孙来说，这将是他一生中所犯的最大错误。
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介绍一下为什么丞相这个职位是必须存在的。下面我们将开始讲述。
丞相是怎样炼成的
有人曾对我说，知道历史表象就好，无需知道历史本质。把故事讲明白就行了，至于原因，是无关紧要的。
是的，故事是有趣的，原因是枯燥的。但枯燥的，更有价值。
对很多人而言，诸葛亮和刘伯温是两个神人，他们往往能够预见到事情的发展方向，即使住在农村里，一年进不了几次城，也能够知道天下大势，并能够准确预测未来的走向，如诸葛亮之于“隆中对”，刘伯温之于安丰之战，坐在炕上，盘着腿就能预知未来。
因为他们知道故事，而且了解原因。所以，他们才无比强大。
这个世界上，最让人畏惧的就是未知，如果人人都知道自己的未来，他们就不会再害怕。但在时间机器没有发明之前，我们还是只能向诸葛亮和刘伯温同志学习，比如当我们知道了地主怎样炼成的规律后，下次当你看到史书上的某位农民领袖起义，你不需要再往下看，只要这人没有在起义过程中被人干掉，你就能肯定，下一个王朝中必然多了一个地主。这就是内涵的力量，无比强大的力量。
就此开始吧，这次我们的主角还是张三，他刚刚当完了地主，这次我们仍然用他当主角，但在丞相这一篇中，他不能直接当丞相，而是要先当村长。
张三当上了某村的村长，他就要开始管理，每天他会从村东头逛到村西头，看甲家的门有没有锁好，乙家的两口子有没有吵架，村子不大，一天可以逛两三趟，完事后回家睡觉，这就是村长的管理生活。
不久，张三当上了乡长，乡很大，他要逛一天才能走一圈，于是他开始两天逛一趟，把工作交给村长负责。
由于工作出色，张三当上了知县，他每天再也不能去逛了，他全部的时间要用来批示乡长们的报告，并完全信任他们。
之后张三不断升官，从知府到布政使，再到丞相，全国都归他管（我们假设没有皇帝），这下子张三就忙了，他连看奏章的时间都没有，每天见无数的人，忙到晚上还没完，各个部门的头头脑脑都要找他，而他一个人要对这些部门的提议做出决断，他实在太累了，于是他找了一个人帮他的忙，并把自己的权力分一部分给他。
大概情况就是这样，张三的位置就类似皇帝，他找来帮忙的那个人就是现实中的丞相。
由于全国事情太多，而皇帝的精力有限，所以他不得不找一个人来，把一部分权力交给他。
相信大家已经理解了丞相的由来，这个故事虽然简单，但却包含了政治学上一个非常深刻的理论——分权制衡理论。
历来的皇帝不乏英明之人，他们并不比朱元璋差，却都使用了丞相制度，作为皇帝专制的封建社会，皇帝是并不愿意将自己的权力交出去的，因为一旦将权力分给别人，自己就有被制约的危险。但皇权的无限扩大性与皇帝的精力有限性的矛盾，必然导致丞相制度的产生。
说到底，丞相确实是一个讨人厌的家伙，他不断地给皇帝提意见，并且还能反驳皇帝，作为皇帝是不会喜欢这个家伙的，他认为，这个人只不过是自己招来干活的一个打工仔，自己给了他工作，给了他权力，但这个人却什么都要管。
他不但要管国家大事，还要管自己的私事。想修个房子他要管，说是费钱；想出去玩他要管，说是劳民。甚至有些过分的家伙，连自己吃饭休息睡老婆，他也要管，不但要管，还振振有词，美其名曰“为了陛下身体着想”，脸上还经常是一副欠揍的表情，好像自己总是欠他二百块钱似的。
到底谁是老板，谁是打工的？
问题在于，你还不能发脾气。那些士大夫们都看着呢，你要接受他的意见，态度还要好。如果你忍不住骂了他，甚至于处罚了他。那麻烦就来了，道理总是在丞相一边，史书上会记载他敢于直言，而你就很不幸地背上了不纳谏的恶名。下面那些官员也会站在他的一边，并用崇拜的眼神看着他。
那些丞相们心里也清楚着呢，所以干这些事的时候往往是前仆后继，好像巴不得你打他一顿才好。
因为这些原因，皇帝是并不喜欢那些丞相的，他们都像朱元璋一样，十分想把这个职位取消，但问题在于，如果取消了这个职位，所有的事情就要自己干了。可是辛苦当上皇帝并不只是为了干活的，他们还要享受生活，自己并不是铁人三项赛的选手，没有那么强的精力。所以这个职位一直保留了下来，直到朱元璋干皇帝为止。
朱元璋从小吃苦耐劳，小伙子身体棒，精神头儿足，饭量大，一顿能扒好几碗，他不但是铁人赛的冠军级选手，估计练过长跑，耐力还很强，在他看来，把丞相赶回家，也不过是多干点活，自己累点，也没什么。于是历史上就留下了劳模朱元璋的光辉事迹。
吴晗先生统计过，从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仅仅八天内，朱元璋收到了一千六百六十六件公文，合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件事，平均每天要看两百份文件，处理四百件事情。
这真是一个让人胆寒的数字，朱元璋时代没有劳动法，他干八天也不会有人给他加班费。但他就这么不停地干着，这也使得他很讨厌那些半天说不到点子上的人，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就表现了这一点，当时的户部尚书茹太素曾经上了一篇奏折给朱元璋，朱元璋让人读给他听，结果读到一半就用了将近三个钟头时间，都是什么三皇五帝、仁义道德之类，朱元璋当机立断，命令不要再读下去，数了下字数，已经有一万多字了。
朱元璋气极，命令马上传茹太素进见，让侍卫把他狠狠地打了一顿。
可以看到，废除丞相制度后，朱元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过他并不在意，因为在他看来，多干点活就行了，然而事情远不像他想得那么简单。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皇帝和丞相之间的权力制衡关系，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
双方的关系其实可以用拔河这个运动来形容。皇帝和大臣分别在绳子的一头，向着自己的方向拉，这项运动并没有裁判，但却有一项不成文的规则，那就是不能太过分，双方的进退都有一定限度。
这个限度正是上千年的政治实践划定的，他告诉拔河的双方，哪些事情是皇帝可以做的，大臣不能干涉，而哪些事情是大臣应该管的，皇帝应该允许。
在那上千年的皇帝与大臣的博弈中，这一规则在不断地完善。双方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能做什么，就在这样的规则中，权力达到了平衡。
而朱元璋不守规则，改变了这一切，他把大臣们拉得东倒西歪，并宣布他们从此被解雇了，然后拿着那根绳子回家晾衣服。
他似乎认为这样就解决了问题，权力由他一人掌握就可以了，不再需要所谓的平衡。
事实证明他错了，历史规则不是小小的朱元璋能够改变的，既然朱元璋并不喜欢这种平衡，历史之神将给他和他的子孙安排另外的拔河对手，而这个对手与之前的那些人不同。
他们也不守规则。
当然朱元璋同志不守规则的行为只是害了他自己，对于整个明朝政治而言，并不一定是件坏事。朱元璋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却没有砸到这个朝代。
在我们的历史和生活中，有着很多非常奇妙的规则，这些规则看不见、摸不着，却始终起着作用。比如著名的黄金分割，以黄金分割比例确定的图案是最美丽的，划分的结构是最合理的。很多艺术高超的二胡演奏家发现，在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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