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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告诉我们，那个包围圈相当结实，众位头领人多势众，从九月被围时起，就开始突围，突了两个月，也没突出去。
到十一月，连他们自己都认定，完蛋的日子不远了。
当时已是冬季，天气非常冷，几万人被围在里面，没吃没喝，没进没退，打也打不过，跑也跑不掉。
然而不要紧，还有压箱底的绝技，只要使出此招，强敌即可灰飞烟灭——投降。
当然了，投降是暂时的，先投降，放下武器，等出了圈，拿起武器，咱再接着干。
但你要知道，投降也是有难度的。
为顺利投降，他们凑了很多钱，找到了京城总兵王朴，向他行贿。
没有办法，因为你要投降，还要看人家接不接受你投降。为了共同的目标，适当搞搞关系，也是应该的。
而且按很多人的想法，首领们应该是很穷的，总兵应该是很富的，事实上，这句话倒过来说，也还恰当，比如后来的张献忠，在谷城投降后，行贿都行到了朝廷里，上到大学士、下到知县，都收过他的钱。
人不认人，钱认人，这个道理，很通用。
问题在于，参与包围的人那么多，为什么偏偏行贿王朴呢？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充分说明，诸位头领的脑袋，是很好使的。
只能行贿王朴，没有别的选择。
因为王朴同志，是京城来的。
在包围圈的全部将领中，他是最单纯的、最没见过世面。
王朴同志虽然来自京城，见惯大场面，但西北的场面，实在是没有见过，而在这群头领面前，他也实在比较单纯。
他知道，打仗有两种结果，投降就投降，不投降就打死，却不知道还有第三种——假投降。
他也不知道，在这个包围圈里的诸位头领，都有投降的经历，且人均好几次，某些层次高点儿的，如张献忠，那都是投降的专业人士。
再加上无知单纯的王总兵，也有点儿不单纯，还是收了头领们的钱，他还算比较地道，收钱就办事。
崇祯六年（1634）十一月十八日，首领们派了代表，去找王朴（钱已经送过了），表示自己的投降诚意，希望大家从此放下屠刀（当然，主要是你们），立地成佛。
王朴非常高兴，他的打算是完美的，受降，自己发点儿财，还能立功受奖，善莫大焉。
他随即下令，接受投降，并催促众首领早日集结队伍，交出武器。
当然他并没有撤除包围，那种蠢事他还是干不出来的。
但既然投降了，就是内部矛盾了，没必要兴师动众，可以原地休息，要相信同志。
你要说王朴没有丝毫提防，那也不对，他限令头头们十日之内，必须全部缴械投降。
不用十天，四天就够了。
二十四日，十余万民军突破王朴的防线，冲出了包围圈。
大祸就此酿成。
鉴于所有的军队都在搞包围，河南基本是没什么兵，所以诸位头领打得相当顺手，很是逍遥了几天。
也就几天。
十二月三日，左良玉就追来了。
包围圈被破后，崇祯极为恼火，据说连桌子都踹了，当即下令处罚王朴，并严令各部追击。
左良玉跑得最快。
之所以最快，倒不是他责任心有多强，只是按照行政划分，河南是他的防区，如果闹起来，他是要背黑锅的。
摆在面前的局势，是非常麻烦的，十几万民军涌入河南，遍地开花，压根儿没法收拾。
左良玉收拾了，他收拾了河南境内的所有民军——只用了二十天。
实践证明，左总兵是不世出的卓越猛人，他率领几千士兵，连续出击，在信阳、叶县等地先后击溃大量民军，肃清了所有民军，从头至尾，二十天。
左良玉同志工作成绩如此突出，除了黑锅的压力，以及他本人的努力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他所肃清的，只是河南境内的民军，那些头领的主力，已经跑了。
跑到湖广了，具体地点，是湖广的郧阳（今湖北郧阳）。
我认为，他们跑到这个地方，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跟河南接壤的几个省份，陕西是不能去的，洪承畴在那里蹲着，而且这人专杀投降的，去了也没前途。
山西也不能去，虽说曹文诏调走了，但几年来，广大头领们基本被打出了恐曹症，到了山西地界，就开始发憷，不到万不得已，也不要去。
那就去湖广吧。
最早进去的是高迎祥和李自成，且去的时候，随身带着几万人。郧阳巡抚当时就晕菜了，因为郧阳属于山区，平时都没什么人跑来，也没什么兵，这回大发了，一来，就来几万人，且都是闹事的，各州各县接连失陷，完全没办法，只好连夜给皇帝写信，说敌人太多，我反正是没办法了，伸长脖子，等着您给一刀。
这段日子，对高迎祥和李自成而言，是比较滋润的，没有洪承畴，没有曹文诏，没有左良玉，在他们看来，郧阳是山区，估摸着也没什么猛人，自然放心大胆。
这个看法是错误的。
事实上，这里是有猛人的，第四个猛人。
说起来这位猛人所以出山，还要拜高迎祥同志所赐，他要不闹，估计这人还出不来。
但值得庆幸的是，在此人正式露面之前，高迎祥和李自成就跑了。
具体跑到哪里，就不知道了，反正是几个省乱转悠，看准了就打一把，其余头领也差不离，搞得中原各省翻天覆地，连四川也未能幸免。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只能用狠招了。
崇祯七年，崇祯正式下令，设置一个新职务。
明代有史以来最大的地方官，就此登场。
在此之前，明代最大的地方官，就是袁崇焕，他当蓟辽督师时，能管五个地区。
光荣的纪录被打破了，因为这个新职位，能管五个省。
这个职务，在历史中的称谓，叫做五省总督，包括山西、陕西、河南、湖广、四川，权力极大，也没什么管辖范围，反正只要是流贼出没的地方，都归他管。
职位有了，还要有人来当，按照当时的将领资历，能当这个职务的，只有两个选择：A.洪承畴，B.曹文诏。
答案是C，两者皆不是。
任职者，叫做陈奇瑜。
陈奇瑜，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历任都察院御史、给事中，后外放陕西任职。
在陕西，他的职务是右参政，而左参政，是我们的老朋友洪承畴。
但为什么要选他干这份工作，实在是个让人费解的事。
就资历而言，他跟洪承畴差不多，而且进步也慢点儿，崇祯四年的时候，洪承畴已经是三边总督了，他直到一年后，才干到延绥巡抚，给洪承畴打工。
就战绩而言，他跟曹文诏也没法比。
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是他，但无论如何，偏就是他了。
所以对于这个任命，许多人都有异议，认定陈奇瑜有背景，走了后门。
但事实上，陈奇瑜并非等闲之辈。
崇祯五年的时候，由于民军进入山西，主力部队都去了山西，陕西基本是没人管，兵力极少。
兵力虽少，民变却不少，据统计，陕西的民军，至少有三万多人。
这三万多人，大都在陈奇瑜的防区，而他的手下，只有两千多人。
一年后，这三万多人都没了——全打光了。
因为陈奇瑜，是一个近似猛人的猛人。
作为大刀都扛不起来的文官，陈奇瑜同志有一种独特的本领——统筹。他是一个典型的参谋型军官，善于谋划、组织，而当时的民军，只能到处流窜，基本无组织，有组织打无组织，一打一个准。
凭借着突出的工作成绩，陈奇瑜获得了崇祯的赏识，从给洪总督打工，变成洪总督给他打工。
对于领导的提拔，陈奇瑜是很感动的，也很卖力，准备收拾烂摊子。
这是一个涉及五个省、几十万人的烂摊子，基本上，已经算是烂到底了，没法收拾。
陈奇瑜到任后，第一个命令，是开会。
各省的总督、总兵，反正是头衔上带个总字的，都叫来了。
然后就是分配任务，你去哪里，打谁，他去哪里，打谁，打好了，如何如何，打不好，如何如何，一五一十都讲明白，完事了，散会。
散会后，就开打。
崇祯七年（1634）二月，陈奇瑜上任，干了四个月，打了二十三仗。
全部获胜。
陈奇瑜以无与伦比的组织和策划能力告诉我们，所谓胜利，是可以算出来的。
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
——《孙子兵法》
陈总督最让人吃惊的地方，倒不是他打了多少胜仗，而在于，他打这些胜仗的目的。
打多少仗，杀多少人，都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的目的是，再打一仗，把所有人都杀光。
而要实现这个目标，他必须把所有的首领和民军，都赶到一个地方，并在那里，把他们全都送进地府。
他选中的这个地方，叫做车厢峡。
车厢峡谷
车厢峡位于陕西南部，长几十里，据说原先曾被当做栈道，地势极为险要。
所谓险要，不是易守难攻，而是易攻难守。
此地被群山环绕，通道极其狭窄，据说站在两边的悬崖上，往下扔石头，一扔一个准。
更要命的是，车厢峡的构造比较简单，只有一个进口，一个出口，没有其他小路，从出口走到进口，要好几天。这就意味着，如果你进了里面，要么回头，要么一条路走到黑，没有中场休息。
几万民军，就进了这条路。
这几万民军，是民军的主力，据说里面还有李自成和张献忠。
为什么走这条路，没有解释，反正进去之后，苦头就大了去了。
陈奇瑜的部队堵住了后路，还站在两边的悬崖上，往下射箭、扔石头，没事还放把火玩，玩了十几天，彻底把民军玩残了。
想跑是跑不掉的，想打也打不着，众头领毫无办法，全军覆没就在眼前，实在熬不住了。
使用撒手锏的时候到了。
我说过，他们的撒手锏，就是投降，准确地说，是诈降。
没条件，谁投降啊？
——春节晚会某小品
很有道理，很现实，但在这里，应该加上两个字：
没条件，谁让你投降啊？
所以在投降之前，必须先送钱，就如同上次送给王朴那样。
于是头领们凑了点儿钱，送给了陈奇瑜。
然而，陈奇瑜没有收。
崇祯没看错人，陈奇瑜同志确实是靠得住的，他没有收钱。麻烦了，不收钱，我们怎么安心投降，不，是诈降呢？
但事实证明，头领们的智商是很高的，他们随即使出了从古至今，百试不爽的绝招——买通左右。
陈奇瑜觉悟很高，可是扛不住手下人的觉悟不高，收了钱后，就开始猛劝，说敌人愿意投降，就让他们投降，何乐而不为？
陈奇瑜没有同意。
陈奇瑜并不是
王朴，事实上，他对这帮头领，那是相当了解，原先当延绥巡抚时，都是老朋友，知道他们狡猾狡猾地，所以没怎么信。
我之前曾经说过，陈奇瑜是一个近似猛人的猛人。
所谓近似猛人的猛人，就是非猛人。
他跟真正的猛人相比，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拿破仑输掉滑铁卢战役后，有人曾说，他之所以输，是因为缺少一个人——贝尔蒂埃。
贝尔蒂埃是拿破仑的参谋长，原先是测绘员，此人极善策划，参谋能力极强，但凡打仗，只要他在，基本都打赢了，当时，他不在滑铁卢。
但最后，有人补充了一句：
如果只有他（贝尔蒂埃）在，但凡打仗，基本都是要输的。
陈奇瑜的弱点，就是参谋。
和贝尔蒂埃一样，陈总督是个典型的参谋型军官，他很会参谋，很能参谋，然而参来参去，把自己弄残了。
军队之中，可以没有参谋，不能没有司令，因为在战场上，最关键的素质，不是参谋，而是决断。
陈奇瑜同志只会参谋，不会决断。
面对手下的劝说和胜利的诱惑，他妥协了。
陈奇瑜接受了投降，在他的安排下，近五万民军走出了车厢峡。
其实陈奇瑜也很为难，既要他们投降，又不能让他们诈降，要找人看着，但如果人太多，会引起对方疑虑，为了两全其美，他动脑筋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每一百降军，找一个人看着，监督行动。
找一个人，看一百个人。想出这个法子，只能说他的脑袋坏掉了。
跟上次不同，这次张献忠毫不拖拖拉拉，很有工作效率，走出车厢峡，到了开阔地，连安抚金都没拿，反了。
我很同情那些看守一百个人的人。
事情到这里，就算是彻底扯淡了，崇祯极为愤怒，朝廷极为震惊，陈奇瑜极为内疚，最终罢官了事。
了事？那是没可能的。
各路头领纷纷焕发生机，四处出战，河南、陕西、宁夏、甘肃、山西，烽烟四起。
估计是历经考验，外加焕发第二次生命的激动，民军的战斗力越来越强，原本是被追着跑，现在个把能打的，都敢追着官兵跑。比如陕西著名悍将贺人龙，原本是去打李自成，结果被李自成打得落花流水，还围了起来，足足四十多天，断其粮食劝他投降，搞得贺总兵差点儿去啃树皮，差点没撑过来。
到崇祯八年（1635），中原和西北，基本是全乱了，这么下去，不用等清兵入关，大明可以直接关门。
好在崇祯同志脑子转得快，随即派出了王牌——洪承畴。
在当时，能干这活的，也就洪承畴了，这个人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手狠且心黑，对于当前时局，他的指导思想只有一字——杀。
杀光了，就没事了。
就任五省总督之后，他开始组织围剿，卓有成效，短短几个月，民军主力又被他赶到了河南，各地民变纷纷平息。
接下来的程序，应该是类似的，民军被逼到某个地方，被包围，然后被逼无奈，被迫诈降。
所谓事不过三，玩了朝廷两把，就够意思了，再玩第三把，是不可能的。
洪承畴已经磨好刀，等待投降的诸位头领，这一次，他不会让历史重演。
是的，历史是不会重演的。
这次被逼进河南的民军，算是空前规模，光是大大小小的首领，就有上百人，张献忠、李自成、高迎祥、罗汝才、刘国能等大腕级人物，都在其中。民军的总人数，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三十万。
为了把这群人一网打尽，崇祯也下了血本，他调集了近十万大军，包括左良玉的昌平兵、曹文诏的关宁铁骑、洪承畴的洪兵，总而言之，全国的特种部队，基本全部到齐。
但凡某个朝代，到了最后时刻，战斗力都相当之差，但明朝似乎是个例外，几十年前，几万人就能把十几万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几十年后，虽说差点儿，但还算凑合。
和以往一样，面对官军的追击，民军节节败退，到崇祯八年（1635），他们被压缩到洛阳附近，即将陷入重围，历史即将重演。
但终究没有重演。
因为在最关键的时刻，他们开了个会。
开会
开会的地点，在河南荥阳，故史称“荥阳大会”。
这是一次极为关键的会议，一次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会议。
参与会议者，包括所有你曾经听说过，或者你从未听说过，或者从未存在过的著名头领，用史书上的说法，是“十三家”和“七十二营”。
家和营都是数量单位，但具体有多少人，实在不好讲，某些家，如高迎祥，有六七万人，某些营，兴许是皮包公司，只有几个人，都很难讲，但加起来，不会少于二十五万人。
当然，开会的人也多，十三加上七十二，就算每户只出个把代表，也有近百人。
简而言之，这是一次空前的大会，人多的大会。
根据史料留下的会议记录，会议是这样开始的，曹汝才先说话，讲述当前形势。
形势就别讲了，虽说诸位头领文化都低，还是比较明白事情的，敌人都快打上来了，还讲个屁？
有人随即插话，提出意见，一个字——逃。
此人认为，敌人来势很猛，最好是快跑、早跑，跑到山区，保命。
在场的人，大都赞成这个意见。
然后，一人大喝而起：“怯懦诸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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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告诉我们，那个包围圈相当结实，众位头领人多势众，从九月被围时起，就开始突围，突了两个月，也没突出去。
到十一月，连他们自己都认定，完蛋的日子不远了。
当时已是冬季，天气非常冷，几万人被围在里面，没吃没喝，没进没退，打也打不过，跑也跑不掉。
然而不要紧，还有压箱底的绝技，只要使出此招，强敌即可灰飞烟灭——投降。
当然了，投降是暂时的，先投降，放下武器，等出了圈，拿起武器，咱再接着干。
但你要知道，投降也是有难度的。
为顺利投降，他们凑了很多钱，找到了京城总兵王朴，向他行贿。
没有办法，因为你要投降，还要看人家接不接受你投降。为了共同的目标，适当搞搞关系，也是应该的。
而且按很多人的想法，首领们应该是很穷的，总兵应该是很富的，事实上，这句话倒过来说，也还恰当，比如后来的张献忠，在谷城投降后，行贿都行到了朝廷里，上到大学士、下到知县，都收过他的钱。
人不认人，钱认人，这个道理，很通用。
问题在于，参与包围的人那么多，为什么偏偏行贿王朴呢？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充分说明，诸位头领的脑袋，是很好使的。
只能行贿王朴，没有别的选择。
因为王朴同志，是京城来的。
在包围圈的全部将领中，他是最单纯的、最没见过世面。
王朴同志虽然来自京城，见惯大场面，但西北的场面，实在是没有见过，而在这群头领面前，他也实在比较单纯。
他知道，打仗有两种结果，投降就投降，不投降就打死，却不知道还有第三种——假投降。
他也不知道，在这个包围圈里的诸位头领，都有投降的经历，且人均好几次，某些层次高点儿的，如张献忠，那都是投降的专业人士。
再加上无知单纯的王总兵，也有点儿不单纯，还是收了头领们的钱，他还算比较地道，收钱就办事。
崇祯六年（1634）十一月十八日，首领们派了代表，去找王朴（钱已经送过了），表示自己的投降诚意，希望大家从此放下屠刀（当然，主要是你们），立地成佛。
王朴非常高兴，他的打算是完美的，受降，自己发点儿财，还能立功受奖，善莫大焉。
他随即下令，接受投降，并催促众首领早日集结队伍，交出武器。
当然他并没有撤除包围，那种蠢事他还是干不出来的。
但既然投降了，就是内部矛盾了，没必要兴师动众，可以原地休息，要相信同志。
你要说王朴没有丝毫提防，那也不对，他限令头头们十日之内，必须全部缴械投降。
不用十天，四天就够了。
二十四日，十余万民军突破王朴的防线，冲出了包围圈。
大祸就此酿成。
鉴于所有的军队都在搞包围，河南基本是没什么兵，所以诸位头领打得相当顺手，很是逍遥了几天。
也就几天。
十二月三日，左良玉就追来了。
包围圈被破后，崇祯极为恼火，据说连桌子都踹了，当即下令处罚王朴，并严令各部追击。
左良玉跑得最快。
之所以最快，倒不是他责任心有多强，只是按照行政划分，河南是他的防区，如果闹起来，他是要背黑锅的。
摆在面前的局势，是非常麻烦的，十几万民军涌入河南，遍地开花，压根儿没法收拾。
左良玉收拾了，他收拾了河南境内的所有民军——只用了二十天。
实践证明，左总兵是不世出的卓越猛人，他率领几千士兵，连续出击，在信阳、叶县等地先后击溃大量民军，肃清了所有民军，从头至尾，二十天。
左良玉同志工作成绩如此突出，除了黑锅的压力，以及他本人的努力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他所肃清的，只是河南境内的民军，那些头领的主力，已经跑了。
跑到湖广了，具体地点，是湖广的郧阳（今湖北郧阳）。
我认为，他们跑到这个地方，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跟河南接壤的几个省份，陕西是不能去的，洪承畴在那里蹲着，而且这人专杀投降的，去了也没前途。
山西也不能去，虽说曹文诏调走了，但几年来，广大头领们基本被打出了恐曹症，到了山西地界，就开始发憷，不到万不得已，也不要去。
那就去湖广吧。
最早进去的是高迎祥和李自成，且去的时候，随身带着几万人。郧阳巡抚当时就晕菜了，因为郧阳属于山区，平时都没什么人跑来，也没什么兵，这回大发了，一来，就来几万人，且都是闹事的，各州各县接连失陷，完全没办法，只好连夜给皇帝写信，说敌人太多，我反正是没办法了，伸长脖子，等着您给一刀。
这段日子，对高迎祥和李自成而言，是比较滋润的，没有洪承畴，没有曹文诏，没有左良玉，在他们看来，郧阳是山区，估摸着也没什么猛人，自然放心大胆。
这个看法是错误的。
事实上，这里是有猛人的，第四个猛人。
说起来这位猛人所以出山，还要拜高迎祥同志所赐，他要不闹，估计这人还出不来。
但值得庆幸的是，在此人正式露面之前，高迎祥和李自成就跑了。
具体跑到哪里，就不知道了，反正是几个省乱转悠，看准了就打一把，其余头领也差不离，搞得中原各省翻天覆地，连四川也未能幸免。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只能用狠招了。
崇祯七年，崇祯正式下令，设置一个新职务。
明代有史以来最大的地方官，就此登场。
在此之前，明代最大的地方官，就是袁崇焕，他当蓟辽督师时，能管五个地区。
光荣的纪录被打破了，因为这个新职位，能管五个省。
这个职务，在历史中的称谓，叫做五省总督，包括山西、陕西、河南、湖广、四川，权力极大，也没什么管辖范围，反正只要是流贼出没的地方，都归他管。
职位有了，还要有人来当，按照当时的将领资历，能当这个职务的，只有两个选择：A.洪承畴，B.曹文诏。
答案是C，两者皆不是。
任职者，叫做陈奇瑜。
陈奇瑜，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历任都察院御史、给事中，后外放陕西任职。
在陕西，他的职务是右参政，而左参政，是我们的老朋友洪承畴。
但为什么要选他干这份工作，实在是个让人费解的事。
就资历而言，他跟洪承畴差不多，而且进步也慢点儿，崇祯四年的时候，洪承畴已经是三边总督了，他直到一年后，才干到延绥巡抚，给洪承畴打工。
就战绩而言，他跟曹文诏也没法比。
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是他，但无论如何，偏就是他了。
所以对于这个任命，许多人都有异议，认定陈奇瑜有背景，走了后门。
但事实上，陈奇瑜并非等闲之辈。
崇祯五年的时候，由于民军进入山西，主力部队都去了山西，陕西基本是没人管，兵力极少。
兵力虽少，民变却不少，据统计，陕西的民军，至少有三万多人。
这三万多人，大都在陈奇瑜的防区，而他的手下，只有两千多人。
一年后，这三万多人都没了——全打光了。
因为陈奇瑜，是一个近似猛人的猛人。
作为大刀都扛不起来的文官，陈奇瑜同志有一种独特的本领——统筹。他是一个典型的参谋型军官，善于谋划、组织，而当时的民军，只能到处流窜，基本无组织，有组织打无组织，一打一个准。
凭借着突出的工作成绩，陈奇瑜获得了崇祯的赏识，从给洪总督打工，变成洪总督给他打工。
对于领导的提拔，陈奇瑜是很感动的，也很卖力，准备收拾烂摊子。
这是一个涉及五个省、几十万人的烂摊子，基本上，已经算是烂到底了，没法收拾。
陈奇瑜到任后，第一个命令，是开会。
各省的总督、总兵，反正是头衔上带个总字的，都叫来了。
然后就是分配任务，你去哪里，打谁，他去哪里，打谁，打好了，如何如何，打不好，如何如何，一五一十都讲明白，完事了，散会。
散会后，就开打。
崇祯七年（1634）二月，陈奇瑜上任，干了四个月，打了二十三仗。
全部获胜。
陈奇瑜以无与伦比的组织和策划能力告诉我们，所谓胜利，是可以算出来的。
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
——《孙子兵法》
陈总督最让人吃惊的地方，倒不是他打了多少胜仗，而在于，他打这些胜仗的目的。
打多少仗，杀多少人，都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的目的是，再打一仗，把所有人都杀光。
而要实现这个目标，他必须把所有的首领和民军，都赶到一个地方，并在那里，把他们全都送进地府。
他选中的这个地方，叫做车厢峡。
车厢峡谷
车厢峡位于陕西南部，长几十里，据说原先曾被当做栈道，地势极为险要。
所谓险要，不是易守难攻，而是易攻难守。
此地被群山环绕，通道极其狭窄，据说站在两边的悬崖上，往下扔石头，一扔一个准。
更要命的是，车厢峡的构造比较简单，只有一个进口，一个出口，没有其他小路，从出口走到进口，要好几天。这就意味着，如果你进了里面，要么回头，要么一条路走到黑，没有中场休息。
几万民军，就进了这条路。
这几万民军，是民军的主力，据说里面还有李自成和张献忠。
为什么走这条路，没有解释，反正进去之后，苦头就大了去了。
陈奇瑜的部队堵住了后路，还站在两边的悬崖上，往下射箭、扔石头，没事还放把火玩，玩了十几天，彻底把民军玩残了。
想跑是跑不掉的，想打也打不着，众头领毫无办法，全军覆没就在眼前，实在熬不住了。
使用撒手锏的时候到了。
我说过，他们的撒手锏，就是投降，准确地说，是诈降。
没条件，谁投降啊？
——春节晚会某小品
很有道理，很现实，但在这里，应该加上两个字：
没条件，谁让你投降啊？
所以在投降之前，必须先送钱，就如同上次送给王朴那样。
于是头领们凑了点儿钱，送给了陈奇瑜。
然而，陈奇瑜没有收。
崇祯没看错人，陈奇瑜同志确实是靠得住的，他没有收钱。麻烦了，不收钱，我们怎么安心投降，不，是诈降呢？
但事实证明，头领们的智商是很高的，他们随即使出了从古至今，百试不爽的绝招——买通左右。
陈奇瑜觉悟很高，可是扛不住手下人的觉悟不高，收了钱后，就开始猛劝，说敌人愿意投降，就让他们投降，何乐而不为？
陈奇瑜没有同意。
陈奇瑜并不是
王朴，事实上，他对这帮头领，那是相当了解，原先当延绥巡抚时，都是老朋友，知道他们狡猾狡猾地，所以没怎么信。
我之前曾经说过，陈奇瑜是一个近似猛人的猛人。
所谓近似猛人的猛人，就是非猛人。
他跟真正的猛人相比，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拿破仑输掉滑铁卢战役后，有人曾说，他之所以输，是因为缺少一个人——贝尔蒂埃。
贝尔蒂埃是拿破仑的参谋长，原先是测绘员，此人极善策划，参谋能力极强，但凡打仗，只要他在，基本都打赢了，当时，他不在滑铁卢。
但最后，有人补充了一句：
如果只有他（贝尔蒂埃）在，但凡打仗，基本都是要输的。
陈奇瑜的弱点，就是参谋。
和贝尔蒂埃一样，陈总督是个典型的参谋型军官，他很会参谋，很能参谋，然而参来参去，把自己弄残了。
军队之中，可以没有参谋，不能没有司令，因为在战场上，最关键的素质，不是参谋，而是决断。
陈奇瑜同志只会参谋，不会决断。
面对手下的劝说和胜利的诱惑，他妥协了。
陈奇瑜接受了投降，在他的安排下，近五万民军走出了车厢峡。
其实陈奇瑜也很为难，既要他们投降，又不能让他们诈降，要找人看着，但如果人太多，会引起对方疑虑，为了两全其美，他动脑筋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每一百降军，找一个人看着，监督行动。
找一个人，看一百个人。想出这个法子，只能说他的脑袋坏掉了。
跟上次不同，这次张献忠毫不拖拖拉拉，很有工作效率，走出车厢峡，到了开阔地，连安抚金都没拿，反了。
我很同情那些看守一百个人的人。
事情到这里，就算是彻底扯淡了，崇祯极为愤怒，朝廷极为震惊，陈奇瑜极为内疚，最终罢官了事。
了事？那是没可能的。
各路头领纷纷焕发生机，四处出战，河南、陕西、宁夏、甘肃、山西，烽烟四起。
估计是历经考验，外加焕发第二次生命的激动，民军的战斗力越来越强，原本是被追着跑，现在个把能打的，都敢追着官兵跑。比如陕西著名悍将贺人龙，原本是去打李自成，结果被李自成打得落花流水，还围了起来，足足四十多天，断其粮食劝他投降，搞得贺总兵差点儿去啃树皮，差点没撑过来。
到崇祯八年（1635），中原和西北，基本是全乱了，这么下去，不用等清兵入关，大明可以直接关门。
好在崇祯同志脑子转得快，随即派出了王牌——洪承畴。
在当时，能干这活的，也就洪承畴了，这个人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手狠且心黑，对于当前时局，他的指导思想只有一字——杀。
杀光了，就没事了。
就任五省总督之后，他开始组织围剿，卓有成效，短短几个月，民军主力又被他赶到了河南，各地民变纷纷平息。
接下来的程序，应该是类似的，民军被逼到某个地方，被包围，然后被逼无奈，被迫诈降。
所谓事不过三，玩了朝廷两把，就够意思了，再玩第三把，是不可能的。
洪承畴已经磨好刀，等待投降的诸位头领，这一次，他不会让历史重演。
是的，历史是不会重演的。
这次被逼进河南的民军，算是空前规模，光是大大小小的首领，就有上百人，张献忠、李自成、高迎祥、罗汝才、刘国能等大腕级人物，都在其中。民军的总人数，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三十万。
为了把这群人一网打尽，崇祯也下了血本，他调集了近十万大军，包括左良玉的昌平兵、曹文诏的关宁铁骑、洪承畴的洪兵，总而言之，全国的特种部队，基本全部到齐。
但凡某个朝代，到了最后时刻，战斗力都相当之差，但明朝似乎是个例外，几十年前，几万人就能把十几万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几十年后，虽说差点儿，但还算凑合。
和以往一样，面对官军的追击，民军节节败退，到崇祯八年（1635），他们被压缩到洛阳附近，即将陷入重围，历史即将重演。
但终究没有重演。
因为在最关键的时刻，他们开了个会。
开会
开会的地点，在河南荥阳，故史称“荥阳大会”。
这是一次极为关键的会议，一次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会议。
参与会议者，包括所有你曾经听说过，或者你从未听说过，或者从未存在过的著名头领，用史书上的说法，是“十三家”和“七十二营”。
家和营都是数量单位，但具体有多少人，实在不好讲，某些家，如高迎祥，有六七万人，某些营，兴许是皮包公司，只有几个人，都很难讲，但加起来，不会少于二十五万人。
当然，开会的人也多，十三加上七十二，就算每户只出个把代表，也有近百人。
简而言之，这是一次空前的大会，人多的大会。
根据史料留下的会议记录，会议是这样开始的，曹汝才先说话，讲述当前形势。
形势就别讲了，虽说诸位头领文化都低，还是比较明白事情的，敌人都快打上来了，还讲个屁？
有人随即插话，提出意见，一个字——逃。
此人认为，敌人来势很猛，最好是快跑、早跑，跑到山区，保命。
在场的人，大都赞成这个意见。
然后，一人大喝而起：“怯懦诸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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