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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二的七月份起，直到第二年的一月，多崎作虽然活着，但脑中只考虑了死这一件事。这期间尽管他迎来了二十岁生日，但这个日子却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接下来的每一天，对他来说，结束自己生命比什么都要来的自然而理所应当。然而，到底最终为什么没踏出那最后的一步呢，理由至今未明。明明那时候的自己能够轻轻松松跨过生死间的门槛，死可比生吞鸡蛋还要来的容易得多。
也许作最终没有实际尝试自杀，是因为对死的欲念太过强烈而纯粹，心里反倒想不出与之相符的自杀方式。具体方式倒不如说是无关紧要的。要是当时在他伸手所及之处，有扇通往死之门的话，作定会毫不犹疑的把它推开，完全无需考虑，就如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一般顺理成章。但不知幸与不幸，当时他的身边，并没有那样的一扇门。
多崎作时常会想，也许那个时候自己死了就好了。那样的话，对自己而言，现在身处的这一世界也就不复存在了。现在自己身处的世界不再存在，现在自己所视作现实之物也不再所有。就如同对这个世界来说，我消失了一样——对我来说，这个世界也不存在了。这可实在是件魅惑之事。
但同时，作也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那个时期的自己会不由自主地离死那般相近？就算事出有因，但那份对死的迷恋与憧憬为什么有如此的吸引力，萦绕笼罩他长达半年之久？笼罩——没错，这正是切合的表达。好比圣经里的人物被巨鲸所吞噬，在鲸腹中苟延残喘一般，作堕入了“死”这一胃袋里，陷入黑暗的空洞中惨淡地渡得无尽头的日子。
那段日子，作像是梦游病患，又像是已死之人却意识不到自己已死这一事实。太阳升起便睁开眼，刷牙、穿上手边的衣服、乘电车去学校、在课上记笔记。就像台风来袭时行人会紧紧抓牢路灯一样，作仅仅依照着日程表机械地行动着。如无必要，他不向任何人开口说话，晚上回到一个人住的房间后，就倚着墙坐在地上，一个劲地想着死或是生的欠缺。在他面前，晦暗的深渊张着巨大的裂口，直通到地球核心。那里所见得到的只有空虚化作的旋涡状厚厚云层，所听得见的唯有压迫至鼓膜的深邃的沉默。
不考虑死的时候，他就什么都不想。不考虑任何事，其实也并不是件那么难的事。不看报纸，不听音乐，就连**也感觉不到。世上发生的事情，对他来说也没有任何意义。关在房间里累了的话，就外出漫无目的地漫步。或是走到车站坐在长椅上，呆呆地望着电车的发车。
作每天早上冲澡，仔细洗干净头发，一周洗两次衣服。清洁也是他所牢牢抓住的柱子之一。洗衣服、洗澡、刷牙。吃的方面，他几乎不怎么在意。中饭在大学的食堂解决，之后就基本不怎么正经吃饭了。感觉到饿了，就到附近的便利店买了苹果和蔬菜来啃。要么就直接啃白面包，就着直接从纸盒里喝的牛奶。到了该睡的点，便像喝药一般倒出一小杯威士忌来喝。所幸作的酒量很弱，少量的威士忌就能轻易让他沉入睡意。那个时候的他，一个梦都未曾梦到过。就算梦到了，也只是从漂浮的一头，顺着意识的斜面光滑地滑向一片空虚的领域。
把多崎作推向死那端的缘由其实很清楚。某一天，作曾经交往甚密的四个朋友忽然对他说，我们大家不想再与你见面，也不愿再跟你说话。那样的干脆而不带转圜的余地，又那样的突如其来。而这种决绝的通告，却没有分毫与之相应的理由与解释。
他们四人和作是高中时代的至友，而且作现今离开了故乡，到东京来上大学。所以直到被小团体驱逐出去为止，并没有发生过任何冲突。即便在路上偶遇也从没有过拘谨或不快。但这些充其量不过情理上的安慰。作离那四人渐行渐远，他心中的痛楚也被不断扩大，不断逼向崩溃的边缘。疏远与孤独像是变成了延绵几百公里的电线，被一台无形的巨大绞车紧紧地搅动着。通过这条被拉紧的电线，不分日夜的传送来难以辨听的留言。那寸断的声响像是穿过树林间的猛烈疾风一般，一阵一阵的刺激着作的耳膜。
他们五人在名古屋市郊外的一所公立高中读书，被分在了同一个班级，。其中男的占三人女的占两人。高一的夏天，一同做志愿活动从而成了朋友，之后就算被分到不同班级但一如既往的亲密无间，作为一个亲近的小团体存续了下来。志愿活动是学校要求的暑假社会实践，但达到规定的时间之后，他们一组人仍旧按照自己的意愿自发的继续了下去。
义务活动之外，到了休息日他们或是一同去远足，或是去打网球，还一起游泳一直游到了知多半岛，或是聚集在一个人家里一起做考前复习。还有就是（这其实是最多的情况）大家伙儿随便选个地方，聚在一起聊天聊个没完。即使从未特意定过主题来讨论，他们之间聊的话题怎么聊都聊不尽。
他们五人的相遇纯粹是偶然的发展。志愿者活动的课题有几种选择，其中一个是把跟不上学校进度的小学生（大多是拒绝上学的孩子们）聚集在一起，帮忙给他们课外补习。在那个天主教教会学校中，35人的班级里，选择了这个项目的只有他们5个人。在名古屋市郊外的三日夏令营里，他们和孩子们一下子成了好朋友。
夏令营帮忙之余，空闲时他们打开心扉交谈起来，明白了各自的想法与个性，不仅谈及自己的理想，就连自己的问题也无保留的向对方坦白。那个夏天结束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感受到“自己，在正确的地方，结识到了正确的友人”，这份协调——自己需要其他的四个人，自己也被他们四人所需要着，很像无心插柳却幸运成功的化学实验，即使用同样的材料，做尽精密的准备，大概也再不会得出同样的结果。
从那之后，他们一个月的两个周末会去帮忙补习，教孩子们学习，给他们读书，和他们一起做运动。又或是在院子里除草，给房子重新漆涂料，修补孩子们的玩具。这样的活动持续了两年半，直到他们高中毕业。
只是这种三男两女的组合，从一开始便包含着些许不安定的危险因素。要是其中的两对男女组成恋人的话，一个人便会多余出来，这种可能性一直是萦绕他们心头的一片阴云。但现实中，并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就连会发生这种事的迹象都无处寻迹。
也不知是不是偶然，他们五人都是住在大城市郊外，来自中上层阶级家庭的孩子。父母都是所谓的“团块一代”，父亲不是专业人士，便是就职于一流企业的。在孩子的教育上也舍得花钱，家庭至少也表面看上去平和安稳，也没有人的父母离婚，母亲大多也是家庭主妇。他们所在的学校是所谓的重点学校，成绩水准总体也很高。说到生活环境，比起不同点，他们五人之中的共同点要多得多。
而且，除去多崎作，其余四人还凑巧有个小小的共同点：名字中都包含颜色。两个男生的姓氏是赤松和青海，两个女生的姓氏是白根和黑野。只有多崎一人的姓与色彩无缘。从一开始，多崎就因为这件事感到过微妙的疏远感。当然他很清楚，名字里带不带颜色跟人的性格毫无关联。只是他一直以来为此觉得遗憾，出乎自己意料的是逐渐因为这样自己竟感到些许受伤。其他四人都马上自然而然地用颜色来称呼对方，“红”“青”“白”“黑”。只有他被继续叫做“作”。作曾经不止一次的认真考虑过，要是自己的名字中也带颜色就好了，明明那样的话一切就都完美了。
红的成绩极为的优异，尽管看上去没怎么用心学习，但所有科目成绩都是顶尖。但他并不因此心高气傲，反而凡事都后退一步来配合周围其他人，简直是因为自己的聪明而觉得羞愧一般。不过吗，就像小个子常被人认为个性固执那样（最后他身高也没超过160cm），红做事一旦决定了，即便是些许细微之处也不肯轻易退让。对于那些毫无道理的规定和无能的老师，他常常会较真的对着干。天性不服输的红，要是打网球输了心情就会变得很差，虽说不至于输了之后非常失态，但嘴上可颇多不满。其他的四人觉得他的急性子有趣，也常拿来取笑他，这样他最后自己也不由得笑了出来。红的父亲是名古屋大学经济学系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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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二的七月份起，直到第二年的一月，多崎作虽然活着，但脑中只考虑了死这一件事。这期间尽管他迎来了二十岁生日，但这个日子却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接下来的每一天，对他来说，结束自己生命比什么都要来的自然而理所应当。然而，到底最终为什么没踏出那最后的一步呢，理由至今未明。明明那时候的自己能够轻轻松松跨过生死间的门槛，死可比生吞鸡蛋还要来的容易得多。
也许作最终没有实际尝试自杀，是因为对死的欲念太过强烈而纯粹，心里反倒想不出与之相符的自杀方式。具体方式倒不如说是无关紧要的。要是当时在他伸手所及之处，有扇通往死之门的话，作定会毫不犹疑的把它推开，完全无需考虑，就如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一般顺理成章。但不知幸与不幸，当时他的身边，并没有那样的一扇门。
多崎作时常会想，也许那个时候自己死了就好了。那样的话，对自己而言，现在身处的这一世界也就不复存在了。现在自己身处的世界不再存在，现在自己所视作现实之物也不再所有。就如同对这个世界来说，我消失了一样——对我来说，这个世界也不存在了。这可实在是件魅惑之事。
但同时，作也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那个时期的自己会不由自主地离死那般相近？就算事出有因，但那份对死的迷恋与憧憬为什么有如此的吸引力，萦绕笼罩他长达半年之久？笼罩——没错，这正是切合的表达。好比圣经里的人物被巨鲸所吞噬，在鲸腹中苟延残喘一般，作堕入了“死”这一胃袋里，陷入黑暗的空洞中惨淡地渡得无尽头的日子。
那段日子，作像是梦游病患，又像是已死之人却意识不到自己已死这一事实。太阳升起便睁开眼，刷牙、穿上手边的衣服、乘电车去学校、在课上记笔记。就像台风来袭时行人会紧紧抓牢路灯一样，作仅仅依照着日程表机械地行动着。如无必要，他不向任何人开口说话，晚上回到一个人住的房间后，就倚着墙坐在地上，一个劲地想着死或是生的欠缺。在他面前，晦暗的深渊张着巨大的裂口，直通到地球核心。那里所见得到的只有空虚化作的旋涡状厚厚云层，所听得见的唯有压迫至鼓膜的深邃的沉默。
不考虑死的时候，他就什么都不想。不考虑任何事，其实也并不是件那么难的事。不看报纸，不听音乐，就连**也感觉不到。世上发生的事情，对他来说也没有任何意义。关在房间里累了的话，就外出漫无目的地漫步。或是走到车站坐在长椅上，呆呆地望着电车的发车。
作每天早上冲澡，仔细洗干净头发，一周洗两次衣服。清洁也是他所牢牢抓住的柱子之一。洗衣服、洗澡、刷牙。吃的方面，他几乎不怎么在意。中饭在大学的食堂解决，之后就基本不怎么正经吃饭了。感觉到饿了，就到附近的便利店买了苹果和蔬菜来啃。要么就直接啃白面包，就着直接从纸盒里喝的牛奶。到了该睡的点，便像喝药一般倒出一小杯威士忌来喝。所幸作的酒量很弱，少量的威士忌就能轻易让他沉入睡意。那个时候的他，一个梦都未曾梦到过。就算梦到了，也只是从漂浮的一头，顺着意识的斜面光滑地滑向一片空虚的领域。
把多崎作推向死那端的缘由其实很清楚。某一天，作曾经交往甚密的四个朋友忽然对他说，我们大家不想再与你见面，也不愿再跟你说话。那样的干脆而不带转圜的余地，又那样的突如其来。而这种决绝的通告，却没有分毫与之相应的理由与解释。
他们四人和作是高中时代的至友，而且作现今离开了故乡，到东京来上大学。所以直到被小团体驱逐出去为止，并没有发生过任何冲突。即便在路上偶遇也从没有过拘谨或不快。但这些充其量不过情理上的安慰。作离那四人渐行渐远，他心中的痛楚也被不断扩大，不断逼向崩溃的边缘。疏远与孤独像是变成了延绵几百公里的电线，被一台无形的巨大绞车紧紧地搅动着。通过这条被拉紧的电线，不分日夜的传送来难以辨听的留言。那寸断的声响像是穿过树林间的猛烈疾风一般，一阵一阵的刺激着作的耳膜。
他们五人在名古屋市郊外的一所公立高中读书，被分在了同一个班级，。其中男的占三人女的占两人。高一的夏天，一同做志愿活动从而成了朋友，之后就算被分到不同班级但一如既往的亲密无间，作为一个亲近的小团体存续了下来。志愿活动是学校要求的暑假社会实践，但达到规定的时间之后，他们一组人仍旧按照自己的意愿自发的继续了下去。
义务活动之外，到了休息日他们或是一同去远足，或是去打网球，还一起游泳一直游到了知多半岛，或是聚集在一个人家里一起做考前复习。还有就是（这其实是最多的情况）大家伙儿随便选个地方，聚在一起聊天聊个没完。即使从未特意定过主题来讨论，他们之间聊的话题怎么聊都聊不尽。
他们五人的相遇纯粹是偶然的发展。志愿者活动的课题有几种选择，其中一个是把跟不上学校进度的小学生（大多是拒绝上学的孩子们）聚集在一起，帮忙给他们课外补习。在那个天主教教会学校中，35人的班级里，选择了这个项目的只有他们5个人。在名古屋市郊外的三日夏令营里，他们和孩子们一下子成了好朋友。
夏令营帮忙之余，空闲时他们打开心扉交谈起来，明白了各自的想法与个性，不仅谈及自己的理想，就连自己的问题也无保留的向对方坦白。那个夏天结束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感受到“自己，在正确的地方，结识到了正确的友人”，这份协调——自己需要其他的四个人，自己也被他们四人所需要着，很像无心插柳却幸运成功的化学实验，即使用同样的材料，做尽精密的准备，大概也再不会得出同样的结果。
从那之后，他们一个月的两个周末会去帮忙补习，教孩子们学习，给他们读书，和他们一起做运动。又或是在院子里除草，给房子重新漆涂料，修补孩子们的玩具。这样的活动持续了两年半，直到他们高中毕业。
只是这种三男两女的组合，从一开始便包含着些许不安定的危险因素。要是其中的两对男女组成恋人的话，一个人便会多余出来，这种可能性一直是萦绕他们心头的一片阴云。但现实中，并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就连会发生这种事的迹象都无处寻迹。
也不知是不是偶然，他们五人都是住在大城市郊外，来自中上层阶级家庭的孩子。父母都是所谓的“团块一代”，父亲不是专业人士，便是就职于一流企业的。在孩子的教育上也舍得花钱，家庭至少也表面看上去平和安稳，也没有人的父母离婚，母亲大多也是家庭主妇。他们所在的学校是所谓的重点学校，成绩水准总体也很高。说到生活环境，比起不同点，他们五人之中的共同点要多得多。
而且，除去多崎作，其余四人还凑巧有个小小的共同点：名字中都包含颜色。两个男生的姓氏是赤松和青海，两个女生的姓氏是白根和黑野。只有多崎一人的姓与色彩无缘。从一开始，多崎就因为这件事感到过微妙的疏远感。当然他很清楚，名字里带不带颜色跟人的性格毫无关联。只是他一直以来为此觉得遗憾，出乎自己意料的是逐渐因为这样自己竟感到些许受伤。其他四人都马上自然而然地用颜色来称呼对方，“红”“青”“白”“黑”。只有他被继续叫做“作”。作曾经不止一次的认真考虑过，要是自己的名字中也带颜色就好了，明明那样的话一切就都完美了。
红的成绩极为的优异，尽管看上去没怎么用心学习，但所有科目成绩都是顶尖。但他并不因此心高气傲，反而凡事都后退一步来配合周围其他人，简直是因为自己的聪明而觉得羞愧一般。不过吗，就像小个子常被人认为个性固执那样（最后他身高也没超过160cm），红做事一旦决定了，即便是些许细微之处也不肯轻易退让。对于那些毫无道理的规定和无能的老师，他常常会较真的对着干。天性不服输的红，要是打网球输了心情就会变得很差，虽说不至于输了之后非常失态，但嘴上可颇多不满。其他的四人觉得他的急性子有趣，也常拿来取笑他，这样他最后自己也不由得笑了出来。红的父亲是名古屋大学经济学系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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