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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田中奏折》的功臣叫蔡智堪，原籍台湾苗栗县，1888年出生在日本的一个华侨家庭，4岁时改姓山口，长大后在日本经商，开设了“蔡丰源贸易行”，因经营得法，成为日本商界巨富。但他虽身在异邦，却心系中华。早在清末，他就加入了同盟会。
蔡智堪与张作霖父子建立了秘密联系，多次将他所获取的日军情报密报给他们。与此同时，他还在日本报刊上多次撰文，忠告日本朝野打消侵华思想，修睦中日邦交。
《田中奏折》上呈后，田中即向全世界发布了会议宣言：“中国内乱能波及满蒙，紊乱治安。帝国因有特殊地位与权益，不论乱自何方，帝国决予以适当之处理。”这一宣言对世界各国犹如晴天霹雳，人们推测日本将占领东北，然后用“以战养战”方式，征服中国和南洋。因此各国情报人员纷纷抵达东京，企图侦察“东方会议”的真实内容，此奏折成为各国谍报人员的追逐对象。
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田中政府又派出特使林权助对张学良威胁利诱，企图阻止东北“易帜”。
张学良是有爱国心的军人。他一方面宣布沈阳戒严，挫败了日军想要乘乱夺占东北的企图；一方面，派人与南京国民政府谈判，准备改旗易帜，并拨出专款，派人通过不同渠道，加紧搜集日本对华政策变动的情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千方百计、不惜一切代价获取《田中奏折》。
蔡智堪知道《田中奏折》是日本的最高机密，肯定不容易拿到。由于他已经加入了日本籍，万一事情败露，肯定要付出生命代价。经过反复考虑，他认为使用“间谍手段”风险太大，要做成此事，看来只有用国民外交手段了，即利用日本民政党和政友会的矛盾，通过民政党人的帮助方可奏效。
于是，蔡智堪便以私人身份，宴请了前内务大臣、民政党主席床次竹二郎和田中内阁的外相永井柳太郎。床次和永井都是他的老朋友，在金钱上也有颇多往来。日本政党党首中有许多人都是很穷的，他们对外还要讲排场，所以开销很大。尤其是床次、永井以及内阁大臣牧野伸显伯爵等人，他们不仅吸鸦片，而且还喜欢喝中国酒。蔡智堪经常请他们喝酒，并不时提供给他们一些经济资助，所以关系一直都处得比较好，说话也比较随便。
蔡智堪认为永井是最容易接近《田中奏折》的人，于是，他先向永井提出，请他帮助搞到《田中奏折》，在自己主办的《日华》杂志上发表。没想到此话一出，永井竟一口回绝了。蔡智堪只得又找机会和床次讲了这件事：民政党要扳倒政友会，就应该揭发田中极力主张的武力占领东北的政策，那时你们民政党就有机会东山再起了。床次被他说动了心。
几天后，床次来见蔡智堪说：“皇道派的很多元老也认为，田中武力吞并满蒙，会引起国内军人的革命，将危及天皇。元老们正为此事进退两难。我将利用这个机会谋取奏折。”又过了几天，床次又来说：“牧野伸显伯爵称：中国政府如能将《田中奏折》公示国际，元老们就可以利用英美等国的舆论阻止田中发动武力入侵。中国方面如能应允这—点，牧野将密许你去抄写。”
蔡智堪喜出望外，于次日夜间潜入皇宫，抄写《田中奏折》。《田中奏折》是用日本内阁写奏章专用的“西内纸”精缮而成的，有六七十张，每页的标签上都写着“田中首相奏章”几个字。蔡智堪将民政党总裁专用的很薄的碳酸纸铺在原件上，用铅笔描写。第二天夜里，还是同样进入皇宫。经过两夜的时间，终于将《田中奏折》全部抄完。
《田中奏折》抄录本秘密送回沈阳后，张学良命令按照绝密文件的处理方式到官银号印刷所，用上等宣纸印刷了200册中译本，呈送南京国民政府4本，116本分发给东北高级官员，其余留在大帅府。
时任国民外交协会执委会主席的阎宝航获得此奏章，震惊之余，如获至宝。1929年10月底，太平洋国际会议在日本召开。担任此次会议筹备会主任的阎宝航征得张学良及国民政府同意，将《田中奏折》译成英文，印出200份发给英、美、加等与会代表。此奏折如重磅炸弹一般在会场内外炸开，全场哗然。就这样，《田中奏折》经阎宝航之手公诸于世。
国民政府随后将《田中奏折》交给南京的《时事月报》，该报于1929年12月将《田中奏折》全文发表。
《田中奏折》披露后，日本方面立即矢口否认，称《田中奏折》是中国伪造的。同时抓紧追查泄密者，山下勇等28名皇室书库官员全部遭到免职。蔡智堪也身陷囹圄，数百万美元家产也被日本当局没收。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蔡智堪才获得自由返回台湾定居。1955年9月29日，68岁的蔡智堪在台湾病逝，国民党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并由******颁发褒扬令。
1932年，在经历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在国际联盟大会上，控诉了日本当局的侵略行径，并举出了《田中奏折》这一罪证。日本当局仍是百般抵赖、拒不承认。曾参加东方会议的吉田茂在战后接受调查时也声称《田中奏折》系中国方面伪造。然而，事实上正如战后日本外相重光葵所说：“《田中奏折》出现以后，东亚方面所发生的事态，以及日本对此等事件采取的行动，恰是以《田中奏折》作为蓝本那样进行的。因此想消除外国对这一文书存在的疑惑是颇为困难的。”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以及太平洋战争，都是按照《田中奏折》中的计划逐步实施的，岁月和事实证明了一切。
拿到《田中奏折》的功臣叫蔡智堪，原籍台湾苗栗县，1888年出生在日本的一个华侨家庭，4岁时改姓山口，长大后在日本经商，开设了“蔡丰源贸易行”，因经营得法，成为日本商界巨富。但他虽身在异邦，却心系中华。早在清末，他就加入了同盟会。
蔡智堪与张作霖父子建立了秘密联系，多次将他所获取的日军情报密报给他们。与此同时，他还在日本报刊上多次撰文，忠告日本朝野打消侵华思想，修睦中日邦交。
《田中奏折》上呈后，田中即向全世界发布了会议宣言：“中国内乱能波及满蒙，紊乱治安。帝国因有特殊地位与权益，不论乱自何方，帝国决予以适当之处理。”这一宣言对世界各国犹如晴天霹雳，人们推测日本将占领东北，然后用“以战养战”方式，征服中国和南洋。因此各国情报人员纷纷抵达东京，企图侦察“东方会议”的真实内容，此奏折成为各国谍报人员的追逐对象。
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田中政府又派出特使林权助对张学良威胁利诱，企图阻止东北“易帜”。
张学良是有爱国心的军人。他一方面宣布沈阳戒严，挫败了日军想要乘乱夺占东北的企图；一方面，派人与南京国民政府谈判，准备改旗易帜，并拨出专款，派人通过不同渠道，加紧搜集日本对华政策变动的情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千方百计、不惜一切代价获取《田中奏折》。
蔡智堪知道《田中奏折》是日本的最高机密，肯定不容易拿到。由于他已经加入了日本籍，万一事情败露，肯定要付出生命代价。经过反复考虑，他认为使用“间谍手段”风险太大，要做成此事，看来只有用国民外交手段了，即利用日本民政党和政友会的矛盾，通过民政党人的帮助方可奏效。
于是，蔡智堪便以私人身份，宴请了前内务大臣、民政党主席床次竹二郎和田中内阁的外相永井柳太郎。床次和永井都是他的老朋友，在金钱上也有颇多往来。日本政党党首中有许多人都是很穷的，他们对外还要讲排场，所以开销很大。尤其是床次、永井以及内阁大臣牧野伸显伯爵等人，他们不仅吸鸦片，而且还喜欢喝中国酒。蔡智堪经常请他们喝酒，并不时提供给他们一些经济资助，所以关系一直都处得比较好，说话也比较随便。
蔡智堪认为永井是最容易接近《田中奏折》的人，于是，他先向永井提出，请他帮助搞到《田中奏折》，在自己主办的《日华》杂志上发表。没想到此话一出，永井竟一口回绝了。蔡智堪只得又找机会和床次讲了这件事：民政党要扳倒政友会，就应该揭发田中极力主张的武力占领东北的政策，那时你们民政党就有机会东山再起了。床次被他说动了心。
几天后，床次来见蔡智堪说：“皇道派的很多元老也认为，田中武力吞并满蒙，会引起国内军人的革命，将危及天皇。元老们正为此事进退两难。我将利用这个机会谋取奏折。”又过了几天，床次又来说：“牧野伸显伯爵称：中国政府如能将《田中奏折》公示国际，元老们就可以利用英美等国的舆论阻止田中发动武力入侵。中国方面如能应允这—点，牧野将密许你去抄写。”
蔡智堪喜出望外，于次日夜间潜入皇宫，抄写《田中奏折》。《田中奏折》是用日本内阁写奏章专用的“西内纸”精缮而成的，有六七十张，每页的标签上都写着“田中首相奏章”几个字。蔡智堪将民政党总裁专用的很薄的碳酸纸铺在原件上，用铅笔描写。第二天夜里，还是同样进入皇宫。经过两夜的时间，终于将《田中奏折》全部抄完。
《田中奏折》抄录本秘密送回沈阳后，张学良命令按照绝密文件的处理方式到官银号印刷所，用上等宣纸印刷了200册中译本，呈送南京国民政府4本，116本分发给东北高级官员，其余留在大帅府。
时任国民外交协会执委会主席的阎宝航获得此奏章，震惊之余，如获至宝。1929年10月底，太平洋国际会议在日本召开。担任此次会议筹备会主任的阎宝航征得张学良及国民政府同意，将《田中奏折》译成英文，印出200份发给英、美、加等与会代表。此奏折如重磅炸弹一般在会场内外炸开，全场哗然。就这样，《田中奏折》经阎宝航之手公诸于世。
国民政府随后将《田中奏折》交给南京的《时事月报》，该报于1929年12月将《田中奏折》全文发表。
《田中奏折》披露后，日本方面立即矢口否认，称《田中奏折》是中国伪造的。同时抓紧追查泄密者，山下勇等28名皇室书库官员全部遭到免职。蔡智堪也身陷囹圄，数百万美元家产也被日本当局没收。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蔡智堪才获得自由返回台湾定居。1955年9月29日，68岁的蔡智堪在台湾病逝，国民党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并由******颁发褒扬令。
1932年，在经历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在国际联盟大会上，控诉了日本当局的侵略行径，并举出了《田中奏折》这一罪证。日本当局仍是百般抵赖、拒不承认。曾参加东方会议的吉田茂在战后接受调查时也声称《田中奏折》系中国方面伪造。然而，事实上正如战后日本外相重光葵所说：“《田中奏折》出现以后，东亚方面所发生的事态，以及日本对此等事件采取的行动，恰是以《田中奏折》作为蓝本那样进行的。因此想消除外国对这一文书存在的疑惑是颇为困难的。”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以及太平洋战争，都是按照《田中奏折》中的计划逐步实施的，岁月和事实证明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