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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许百姓点灯？我当然不会当真的去告自己爸爸，即使再大的愤怒也不至于冲晕了头脑。可我忽然想做个恶作剧，我就算打了电话又怎样？也许怎样也不。那我何不打一下试试？记得一个同事曾经故意恶作剧，打110说自己饿了，能给我送个外卖来吗？明白反正也不会真的送，就当跟值班的民警开个玩笑，帮他们度过孤独无聊的午班时间。谁知那民警一口答应，还问她地址，吓得她赶紧挂了电话，怀疑那民警是不是故意钓鱼，等她说出单位地址，就过来把她抓起来，定她一个扰乱公共安全罪。
此时我已经不是对爸爸的恼怒，为冼兰兰的不平，而是一种恶作剧的冲动让我鬼使神差的拿起了电话，就像初中时一个同学，明知后果很严重，还是忍不住在教室门顶放了一盆水，当老师推开教室门时，哗的一声，水泼了老师一脸一身，水盆还砸在老师的头上，老师又是狼狈又是愤怒，那一天都没有上课，不审出罪魁祸首坚决不罢休，同学们开始也没有觉得事情的严重，看着老师狼狈的样子，还欢快的哈哈大笑，可老师那张黑幕重重如暴雨前天空似的脸让大家很快噤若寒蝉，那肇事者更是再没有先前的活泼，像一只猴子被狠狠的抽了鞭子，（他平时顽皮跳脱，人送外号猴子。）只知道低头发抖。同学们不是勇敢的夏明翰，不是宁死不屈的江姐，倒有做叛徒的潜质，老师还没有严刑拷打呢，就已经有人把他招出来了。结果让我们很是意外，居然不是写写检讨，或罚站罚跑甚至罚跪，而是直接开除了。当我们看着她妈妈，一个瘦弱的老妇人，拉着他给老师，给校长下跪的时候，明白了恶作剧虽有趣，可别乱开。
下跪也不能挽回，当我收回同情的目光时，却发现同学们都看着我，而且慢慢围了拢来，我吃了一惊，同时心中疑惑，好像是我把他出卖了似的，但我明明记得我并不是那个叛徒，老师甚至就没有审问我，只是问了我一声知道是谁吗？我说不知道，就让我坐下了。那群围着我的人中其中就有冼兰兰，还有班长。当时冼兰兰并不是我的朋友，而班长肯定是我的敌人，我不问原因，挑衅的看着她，她却没了平时的傲慢，而是像电影中共产党人秘密接头似的，既严肃又沉重的说，同志，就靠你了。好吧，“同志”是我在回忆里不由自主的加上去的，因为那是我第一次成为同学们的同志，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同志，是被寄予所有希望的英雄。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认为我有这么大的能量，我爸爸只是一个商人，并不是官员，但我不愿辜负“同志”们的期望，严肃的接下了这个艰难的任务。只是任务完成起来却并不艰难，我只是回家跟爸爸说起此事，并求他帮帮忙。不好好学习，成天在学校里捣蛋，这样的学生就应该被开除。当时他这样说，我撒了撒娇，说，就算犯错，也罪不至死嘛，除了杀人犯，没有说无论犯什么罪都要判死刑的。爸爸哈哈一笑，似乎被我这个不伦不类的玩笑逗乐了，但第二天上学，那个被开除的猴子同学居然又回到了教室，坐在了原来的位子上，而我进去的时候，同学们同时鼓起了掌声，好像欢迎一个刚从战场凯旋归来的将军。那是我学生生涯中最得意的时刻，从此我的世界好像寒冬里，吹来了春风，阴云密布的天气里，射下了阳光，只是那个恶作剧的同学却再不像一只可爱的猴子了。
我拨通了110，是一个男警接的电话，我试探的说，我要报警。人间天上有违法活动。
什么违法活动？
好像是赌博，**什么的吧。
好像？公民，如果举报请有证据，否则就是诬告，是犯法的，明白吗？
他问明白吗的时候，语气忽然变得很严厉，我的心中有了底，于是说，我有证据，他们组织**，聚众赌博，容留吸毒，现在正在进行，你们去抓吧。
你是谁？
你管我是谁。
我们警察是保护人民打击犯罪的，可不是儿戏，不能听风就是雨，如果我们事后发现你是在诬告，那我们就要找你负责，你既然言之凿凿，那为什么藏头露尾，不敢报出你的真面目？
我有什么不敢的？
那你说说你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什么单位？举报人间天上有什么目的？
我叫张柏芝，住在谢霆锋家里。举报人间天上就是逗逗你傻逼。
我说完挂断电话，忍不住哈哈大笑，我并不怕他们追查我的电话，如果真有这么无聊找到我，那又如何？还能判刑不成？虽然这种可能并不是没有，至少有可能给我一个劳改，但毕竟我有爸爸这把保护伞呢，别说是开个玩笑了，就算事情再大一些，也不会有事。如果他们追查，追到底发现是爸爸的女儿打的一个恶作剧的电话，一定会哭笑不得吧。
不许百姓点灯？我当然不会当真的去告自己爸爸，即使再大的愤怒也不至于冲晕了头脑。可我忽然想做个恶作剧，我就算打了电话又怎样？也许怎样也不。那我何不打一下试试？记得一个同事曾经故意恶作剧，打110说自己饿了，能给我送个外卖来吗？明白反正也不会真的送，就当跟值班的民警开个玩笑，帮他们度过孤独无聊的午班时间。谁知那民警一口答应，还问她地址，吓得她赶紧挂了电话，怀疑那民警是不是故意钓鱼，等她说出单位地址，就过来把她抓起来，定她一个扰乱公共安全罪。
此时我已经不是对爸爸的恼怒，为冼兰兰的不平，而是一种恶作剧的冲动让我鬼使神差的拿起了电话，就像初中时一个同学，明知后果很严重，还是忍不住在教室门顶放了一盆水，当老师推开教室门时，哗的一声，水泼了老师一脸一身，水盆还砸在老师的头上，老师又是狼狈又是愤怒，那一天都没有上课，不审出罪魁祸首坚决不罢休，同学们开始也没有觉得事情的严重，看着老师狼狈的样子，还欢快的哈哈大笑，可老师那张黑幕重重如暴雨前天空似的脸让大家很快噤若寒蝉，那肇事者更是再没有先前的活泼，像一只猴子被狠狠的抽了鞭子，（他平时顽皮跳脱，人送外号猴子。）只知道低头发抖。同学们不是勇敢的夏明翰，不是宁死不屈的江姐，倒有做叛徒的潜质，老师还没有严刑拷打呢，就已经有人把他招出来了。结果让我们很是意外，居然不是写写检讨，或罚站罚跑甚至罚跪，而是直接开除了。当我们看着她妈妈，一个瘦弱的老妇人，拉着他给老师，给校长下跪的时候，明白了恶作剧虽有趣，可别乱开。
下跪也不能挽回，当我收回同情的目光时，却发现同学们都看着我，而且慢慢围了拢来，我吃了一惊，同时心中疑惑，好像是我把他出卖了似的，但我明明记得我并不是那个叛徒，老师甚至就没有审问我，只是问了我一声知道是谁吗？我说不知道，就让我坐下了。那群围着我的人中其中就有冼兰兰，还有班长。当时冼兰兰并不是我的朋友，而班长肯定是我的敌人，我不问原因，挑衅的看着她，她却没了平时的傲慢，而是像电影中共产党人秘密接头似的，既严肃又沉重的说，同志，就靠你了。好吧，“同志”是我在回忆里不由自主的加上去的，因为那是我第一次成为同学们的同志，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同志，是被寄予所有希望的英雄。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认为我有这么大的能量，我爸爸只是一个商人，并不是官员，但我不愿辜负“同志”们的期望，严肃的接下了这个艰难的任务。只是任务完成起来却并不艰难，我只是回家跟爸爸说起此事，并求他帮帮忙。不好好学习，成天在学校里捣蛋，这样的学生就应该被开除。当时他这样说，我撒了撒娇，说，就算犯错，也罪不至死嘛，除了杀人犯，没有说无论犯什么罪都要判死刑的。爸爸哈哈一笑，似乎被我这个不伦不类的玩笑逗乐了，但第二天上学，那个被开除的猴子同学居然又回到了教室，坐在了原来的位子上，而我进去的时候，同学们同时鼓起了掌声，好像欢迎一个刚从战场凯旋归来的将军。那是我学生生涯中最得意的时刻，从此我的世界好像寒冬里，吹来了春风，阴云密布的天气里，射下了阳光，只是那个恶作剧的同学却再不像一只可爱的猴子了。
我拨通了110，是一个男警接的电话，我试探的说，我要报警。人间天上有违法活动。
什么违法活动？
好像是赌博，**什么的吧。
好像？公民，如果举报请有证据，否则就是诬告，是犯法的，明白吗？
他问明白吗的时候，语气忽然变得很严厉，我的心中有了底，于是说，我有证据，他们组织**，聚众赌博，容留吸毒，现在正在进行，你们去抓吧。
你是谁？
你管我是谁。
我们警察是保护人民打击犯罪的，可不是儿戏，不能听风就是雨，如果我们事后发现你是在诬告，那我们就要找你负责，你既然言之凿凿，那为什么藏头露尾，不敢报出你的真面目？
我有什么不敢的？
那你说说你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什么单位？举报人间天上有什么目的？
我叫张柏芝，住在谢霆锋家里。举报人间天上就是逗逗你傻逼。
我说完挂断电话，忍不住哈哈大笑，我并不怕他们追查我的电话，如果真有这么无聊找到我，那又如何？还能判刑不成？虽然这种可能并不是没有，至少有可能给我一个劳改，但毕竟我有爸爸这把保护伞呢，别说是开个玩笑了，就算事情再大一些，也不会有事。如果他们追查，追到底发现是爸爸的女儿打的一个恶作剧的电话，一定会哭笑不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