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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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星期二是春季的第一天,过去是阿富汗的新年,湾区的阿富汗人计划在东湾和半岛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卡比尔、索拉雅和我还有另外一个庆祝的理由:我们在拉瓦尔品第的小医院重新开张了,没有外科手术组,只是个儿科诊所。但我们一致认为这是个好的开始。
天气晴朗了好几天,但星期天早晨,我刚把脚伸出床外的时候,听到雨水沿窗户滴落的声音。阿富汗运气,我想,暗暗发笑。索拉雅还在睡觉的时候,我已经做完早祷——我不用再求助从清真寺得来的祷告手册了,祷词熟极而流,毫不费劲。
我们是在中午到的,发现地面插了六根柱子,上面搭了长方形的塑料布,里面有一些人。有人已经开始炸面饼;蒸汽从茶杯和花椰菜面锅冒出来。一台磁带播放机放着艾哈迈德·查希尔聒噪的老歌。我们四个人冲过那片潮湿的草地时,我微微发笑;索拉雅和我走在前面,雅米拉阿姨在中间,后面是索拉博,他穿着黄色雨衣,兜帽拍打着他的后背。
“什么事这么好笑?”索拉雅说,将一张折好的报纸举在头顶。
“你可以将阿富汗人带离帕格曼,但却无法让帕格曼离开阿富汗人。”我说。
我们站在那临时搭建的棚子下面。索拉雅和雅米拉阿姨朝一个正在炸菠菜面饼的肥胖女人走去。索拉博在雨棚下面站了一会,接着走回雨中,双手插进雨衣的口袋,他的头发——现在跟哈桑的头发一样,都是棕色的直发——贴在头上。他在一个咖啡色的水坑旁边停下,看着它。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他,没有人喊他进来。随着时间流逝,人们终于仁慈地不再问起我们收养这个——他的行为怪异一目了然——小男孩的问题。而考虑到阿富汗人的提问有时毫不拐弯抹角,这当真是个很大的解脱。人们不再问为什么他不说话,为什么他不和其他小孩玩。而最令人高兴的是,他们不再用夸张的同情、他们的慢慢摇头、他们的咋舌、他们的“噢,这个可怜的小哑巴”来让我们窒息。新奇的感觉不见了,索拉博就像发旧的墙纸一样融进了这个生活环境。
我跟一头银发的小个子卡比尔握手。他把我介绍给十来个男人,有个是退休教师,另外一个是工程师,有个原先是建筑师,有个目前在海沃德摆摊卖热狗的外科医师。他们都说在喀布尔就认识爸爸了,而他们谈起他的时候都很敬重。他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他们的生活。那些男人都说我有这么一个了不起的父亲真幸运。
我们谈起卡尔扎伊面对的困难,还有他那也许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谈起即将召开的大国民议会,还有国王在流亡二十八年之后即将重返他的家园。我记得1973年查希尔国王被他的表亲推翻的那个夜晚,我记得枪炮声和亮出银光的天空——阿里搂着我和哈桑,告诉我们别害怕,说他们只是在猎野鸭。
接着有人说了个纳斯鲁丁毛拉的笑话,我们都哈哈大笑。“你知道吗,你爸爸也是个幽默的人。”卡比尔说。
“他是的,难道不是吗?”我说,微笑着想起在我们刚来美国之后不久,爸爸开始抱怨美国的苍蝇。他拿着苍蝇拍坐在厨房里,看着苍蝇从这面墙冲到那面墙,在这儿嗡嗡叫,在那儿嗡嗡叫,飞得又快又急。“在这个国家,甚至连苍蝇都在赶时间。”他埋怨说。记得当时我哈哈大笑。现在我想起来,微笑着。
到三点的时候,雨晴了,铅灰色的天空阴云密布,一阵寒风吹过公园。更多的家庭来到了。阿富汗人彼此问候,拥抱,亲吻,交换食物。有人在烧烤炉中点了木炭,很快,我闻到大蒜和烤肉的香味。我听到音乐,一些我不认识的新歌星的音乐,还有孩子们的咯咯笑。我看见索拉博依旧穿着他的黄色雨衣,斜倚着一个垃圾桶,眼光越过公园,望着那头空荡荡的击球练习区。
过了一会,我正在跟那个原来当外科医师的人聊天,他说他念八年级的时候跟我爸爸是同学,索拉雅拉拉我的衣袖:“阿米尔,看!”
她指着天空。几只风筝高高飞翔,黄色的、红色的、绿色的,点缀在灰色的天空上,格外夺目。
“去看看。”索拉雅说,这次她指着一个在附近摆摊卖风筝的家伙。
“拿着。”我说,把茶杯递给索拉雅。我告辞离开,鞋子踩在潮湿的草地上,走到那个风筝摊。我指着一只黄色风筝。“新年... -->>
上个星期二是春季的第一天,过去是阿富汗的新年,湾区的阿富汗人计划在东湾和半岛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卡比尔、索拉雅和我还有另外一个庆祝的理由:我们在拉瓦尔品第的小医院重新开张了,没有外科手术组,只是个儿科诊所。但我们一致认为这是个好的开始。
天气晴朗了好几天,但星期天早晨,我刚把脚伸出床外的时候,听到雨水沿窗户滴落的声音。阿富汗运气,我想,暗暗发笑。索拉雅还在睡觉的时候,我已经做完早祷——我不用再求助从清真寺得来的祷告手册了,祷词熟极而流,毫不费劲。
我们是在中午到的,发现地面插了六根柱子,上面搭了长方形的塑料布,里面有一些人。有人已经开始炸面饼;蒸汽从茶杯和花椰菜面锅冒出来。一台磁带播放机放着艾哈迈德·查希尔聒噪的老歌。我们四个人冲过那片潮湿的草地时,我微微发笑;索拉雅和我走在前面,雅米拉阿姨在中间,后面是索拉博,他穿着黄色雨衣,兜帽拍打着他的后背。
“什么事这么好笑?”索拉雅说,将一张折好的报纸举在头顶。
“你可以将阿富汗人带离帕格曼,但却无法让帕格曼离开阿富汗人。”我说。
我们站在那临时搭建的棚子下面。索拉雅和雅米拉阿姨朝一个正在炸菠菜面饼的肥胖女人走去。索拉博在雨棚下面站了一会,接着走回雨中,双手插进雨衣的口袋,他的头发——现在跟哈桑的头发一样,都是棕色的直发——贴在头上。他在一个咖啡色的水坑旁边停下,看着它。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他,没有人喊他进来。随着时间流逝,人们终于仁慈地不再问起我们收养这个——他的行为怪异一目了然——小男孩的问题。而考虑到阿富汗人的提问有时毫不拐弯抹角,这当真是个很大的解脱。人们不再问为什么他不说话,为什么他不和其他小孩玩。而最令人高兴的是,他们不再用夸张的同情、他们的慢慢摇头、他们的咋舌、他们的“噢,这个可怜的小哑巴”来让我们窒息。新奇的感觉不见了,索拉博就像发旧的墙纸一样融进了这个生活环境。
我跟一头银发的小个子卡比尔握手。他把我介绍给十来个男人,有个是退休教师,另外一个是工程师,有个原先是建筑师,有个目前在海沃德摆摊卖热狗的外科医师。他们都说在喀布尔就认识爸爸了,而他们谈起他的时候都很敬重。他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他们的生活。那些男人都说我有这么一个了不起的父亲真幸运。
我们谈起卡尔扎伊面对的困难,还有他那也许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谈起即将召开的大国民议会,还有国王在流亡二十八年之后即将重返他的家园。我记得1973年查希尔国王被他的表亲推翻的那个夜晚,我记得枪炮声和亮出银光的天空——阿里搂着我和哈桑,告诉我们别害怕,说他们只是在猎野鸭。
接着有人说了个纳斯鲁丁毛拉的笑话,我们都哈哈大笑。“你知道吗,你爸爸也是个幽默的人。”卡比尔说。
“他是的,难道不是吗?”我说,微笑着想起在我们刚来美国之后不久,爸爸开始抱怨美国的苍蝇。他拿着苍蝇拍坐在厨房里,看着苍蝇从这面墙冲到那面墙,在这儿嗡嗡叫,在那儿嗡嗡叫,飞得又快又急。“在这个国家,甚至连苍蝇都在赶时间。”他埋怨说。记得当时我哈哈大笑。现在我想起来,微笑着。
到三点的时候,雨晴了,铅灰色的天空阴云密布,一阵寒风吹过公园。更多的家庭来到了。阿富汗人彼此问候,拥抱,亲吻,交换食物。有人在烧烤炉中点了木炭,很快,我闻到大蒜和烤肉的香味。我听到音乐,一些我不认识的新歌星的音乐,还有孩子们的咯咯笑。我看见索拉博依旧穿着他的黄色雨衣,斜倚着一个垃圾桶,眼光越过公园,望着那头空荡荡的击球练习区。
过了一会,我正在跟那个原来当外科医师的人聊天,他说他念八年级的时候跟我爸爸是同学,索拉雅拉拉我的衣袖:“阿米尔,看!”
她指着天空。几只风筝高高飞翔,黄色的、红色的、绿色的,点缀在灰色的天空上,格外夺目。
“去看看。”索拉雅说,这次她指着一个在附近摆摊卖风筝的家伙。
“拿着。”我说,把茶杯递给索拉雅。我告辞离开,鞋子踩在潮湿的草地上,走到那个风筝摊。我指着一只黄色风筝。“新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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