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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魏晋士人对情的执着
魏晋南北朝时，在士族精英分子也就是所谓名士当中，流行一种学术社交活动，叫作清谈。
魏晋清谈探讨了许多哲理，这些哲理构成一股思潮，叫作玄学。魏晋玄学与清谈中有一个著名的命题，就是：圣人到底有情还是无情？在中国古人的观念里，圣人是最完美的人，是所有人的典范，在圣人身上体现着天的意志和道的完美。天不可攀，道不可见，所以天道是不能直接学习的。人要接近至高无上的天道，只有通过圣人，因为圣人是可以学习模仿的。所以圣人是沟通天道与人的桥梁，一个人通过向圣人学习而可以接近天道，因而一个人修养的极致就是努力达到圣人的境界，古人把这叫“内圣”。那么圣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呢？弄清这个问题，凡人才好学习修炼。尤其在情这方面，圣人到底是有情还是无情呢？因为对于普通人而言，情感问题往往是困扰一生的大问题，人和人之间许多争斗乃至互相残杀的悲剧，常常因情而起。如果说圣人也是有情的，那圣人是不是也会受到情的困扰呢？如果圣人真的很完美，似乎应该无情才对，那么“内圣”的最高境界岂非也要做到无情吗？人有没有可能做到无情呢？这些问题在魏晋时代被一些思想家、知识精英提出来反复辩论，这些辩论被后世称为“圣人有情无情之辩”。
“圣人有情无情之辩”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大多数人倾向于接受王弼的说法，就是：圣人也是有情的，只是他的情很正，不偏激，不离开人的本性，因而他就不会为情所困扰。说得简洁一点，就是“圣人有情而不为情所累”。
来了解一下王弼。王弼真是人类历史上少见的天才，史书上说他死的时候二十四岁，实际上按今天的算法顶多二十三岁，如果他生在冬天，说不定还没满二十三岁，因为他是秋天得“非典”（古时叫“疾疫”或“时疫”）去世的。但是他在哲学上的成就很了不起，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几个人可以相比，如果我们遴选中国有史以来十大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他是绝对名列前茅的。
既然圣人都有情，凡人有情就是很自然的事。这样“有情”不仅取得了合法的地位，言下之意还是应该提倡的。凡人应该做的只是努力让自己不为情所累，这样就接近圣人了。来听几个有关的故事。
先来看一个父亲爱儿子的例子，主角是王戎，就是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他生了一个孩子，不幸几个月就死掉了，山涛的儿子山简去慰问他（王戎是竹林七贤中最小的一个，比山涛要小二十九岁，所以跟山涛的儿子山简年龄差不多），看他悲痛得不得了，就对他说，不过是个几个月的小孩罢了，还不懂什么，用得着这么悲痛吗？王戎却回答说：“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什么意思呢？翻译成今天的白话就是：“最上等的人，也就是圣人，会忽略情。而下等的人呢，根本就不知情是什么东西。情这种东西就是集中表现在我们这样的人身上。”王戎这句话很有名，其实就是“圣人有情无情之辩”在当时名士身上发生的效果。最有趣的是“圣人忘情”这几个字，他不说圣人无情，也不正面说圣人有情，而说圣人忘情，“忘”在这里不是忘记，而是忽略的意思。这其实是王弼“圣人有情而不为情所累”的另一种说法。“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说的并不是惭愧，而是骄傲。因为前面说了，下等人根本不知道情是怎么回事，所以“我辈”也即当时的士族精英分子或说名士，才懂得情，所以情感丰富乃是一件可骄傲的事，标志自己是不同于下等人的上等人。当然他们还没有修炼到圣人忽略情感的地步，但这并不可耻，毕竟圣人只有一个，除了孔夫子以外，谁敢自称圣人呢？既然不是圣人，又怎能忘情呢？
“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王戎的这句名言此后便成为魏晋士人在情感问题上的宣言和座右铭，魏晋名士坦然宣称自己敏感多情，并以此作为精英分子的自我标榜。情不仅正当，而且必须，多情不是缺点而是优点，不是坏事而是好事。由于这种思潮的影响，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艺术便都有一种“尚情”的倾向，士人们的日常作风就是以感情丰富而风流自喜。
还有一个夫妻情深的故事，主角是荀粲。荀粲出生在一个大士族家里，他是荀子的第十四代孙，他的父亲是曹操的第一谋士荀彧，他的堂兄荀攸是曹操的另一位重要谋士，他的叔祖父荀爽在汉末做过司空，他的另一个堂叔荀悦是汉末的大思想家和史学家，写过一部《申鉴》，还写了一部《汉纪》，这两部书现在还有影响。荀粲自己也是一个思想家，可以说是魏晋玄学与清谈的先驱人物。跟王弼一样，荀粲也是一个少年天才，而且也英年早逝，死的时候才二十九岁（实际上是二十八岁）。他是怎么死的呢？爱老婆爱死的。荀粲爱老婆出名，他特别宣称，讨老婆别的都不重要，最重要是要漂亮。他也果然娶了一个很漂亮的老婆（名将曹洪之女）。娶过来之后他疼惜得不得了，夏天晚上热，他就先在露天的天井里把自己摊凉，睡到床上把席子弄凉了，再让老婆来睡，免得老婆热着。到了冬天呢，他就先把自己烤热，钻进被窝里把被窝弄热了，才让老婆进来睡，免得老婆冻着。有一年冬天，他老婆感冒了，发烧，那个时候没有... -->>
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魏晋士人对情的执着
魏晋南北朝时，在士族精英分子也就是所谓名士当中，流行一种学术社交活动，叫作清谈。
魏晋清谈探讨了许多哲理，这些哲理构成一股思潮，叫作玄学。魏晋玄学与清谈中有一个著名的命题，就是：圣人到底有情还是无情？在中国古人的观念里，圣人是最完美的人，是所有人的典范，在圣人身上体现着天的意志和道的完美。天不可攀，道不可见，所以天道是不能直接学习的。人要接近至高无上的天道，只有通过圣人，因为圣人是可以学习模仿的。所以圣人是沟通天道与人的桥梁，一个人通过向圣人学习而可以接近天道，因而一个人修养的极致就是努力达到圣人的境界，古人把这叫“内圣”。那么圣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呢？弄清这个问题，凡人才好学习修炼。尤其在情这方面，圣人到底是有情还是无情呢？因为对于普通人而言，情感问题往往是困扰一生的大问题，人和人之间许多争斗乃至互相残杀的悲剧，常常因情而起。如果说圣人也是有情的，那圣人是不是也会受到情的困扰呢？如果圣人真的很完美，似乎应该无情才对，那么“内圣”的最高境界岂非也要做到无情吗？人有没有可能做到无情呢？这些问题在魏晋时代被一些思想家、知识精英提出来反复辩论，这些辩论被后世称为“圣人有情无情之辩”。
“圣人有情无情之辩”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大多数人倾向于接受王弼的说法，就是：圣人也是有情的，只是他的情很正，不偏激，不离开人的本性，因而他就不会为情所困扰。说得简洁一点，就是“圣人有情而不为情所累”。
来了解一下王弼。王弼真是人类历史上少见的天才，史书上说他死的时候二十四岁，实际上按今天的算法顶多二十三岁，如果他生在冬天，说不定还没满二十三岁，因为他是秋天得“非典”（古时叫“疾疫”或“时疫”）去世的。但是他在哲学上的成就很了不起，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几个人可以相比，如果我们遴选中国有史以来十大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他是绝对名列前茅的。
既然圣人都有情，凡人有情就是很自然的事。这样“有情”不仅取得了合法的地位，言下之意还是应该提倡的。凡人应该做的只是努力让自己不为情所累，这样就接近圣人了。来听几个有关的故事。
先来看一个父亲爱儿子的例子，主角是王戎，就是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他生了一个孩子，不幸几个月就死掉了，山涛的儿子山简去慰问他（王戎是竹林七贤中最小的一个，比山涛要小二十九岁，所以跟山涛的儿子山简年龄差不多），看他悲痛得不得了，就对他说，不过是个几个月的小孩罢了，还不懂什么，用得着这么悲痛吗？王戎却回答说：“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什么意思呢？翻译成今天的白话就是：“最上等的人，也就是圣人，会忽略情。而下等的人呢，根本就不知情是什么东西。情这种东西就是集中表现在我们这样的人身上。”王戎这句话很有名，其实就是“圣人有情无情之辩”在当时名士身上发生的效果。最有趣的是“圣人忘情”这几个字，他不说圣人无情，也不正面说圣人有情，而说圣人忘情，“忘”在这里不是忘记，而是忽略的意思。这其实是王弼“圣人有情而不为情所累”的另一种说法。“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说的并不是惭愧，而是骄傲。因为前面说了，下等人根本不知道情是怎么回事，所以“我辈”也即当时的士族精英分子或说名士，才懂得情，所以情感丰富乃是一件可骄傲的事，标志自己是不同于下等人的上等人。当然他们还没有修炼到圣人忽略情感的地步，但这并不可耻，毕竟圣人只有一个，除了孔夫子以外，谁敢自称圣人呢？既然不是圣人，又怎能忘情呢？
“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王戎的这句名言此后便成为魏晋士人在情感问题上的宣言和座右铭，魏晋名士坦然宣称自己敏感多情，并以此作为精英分子的自我标榜。情不仅正当，而且必须，多情不是缺点而是优点，不是坏事而是好事。由于这种思潮的影响，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艺术便都有一种“尚情”的倾向，士人们的日常作风就是以感情丰富而风流自喜。
还有一个夫妻情深的故事，主角是荀粲。荀粲出生在一个大士族家里，他是荀子的第十四代孙，他的父亲是曹操的第一谋士荀彧，他的堂兄荀攸是曹操的另一位重要谋士，他的叔祖父荀爽在汉末做过司空，他的另一个堂叔荀悦是汉末的大思想家和史学家，写过一部《申鉴》，还写了一部《汉纪》，这两部书现在还有影响。荀粲自己也是一个思想家，可以说是魏晋玄学与清谈的先驱人物。跟王弼一样，荀粲也是一个少年天才，而且也英年早逝，死的时候才二十九岁（实际上是二十八岁）。他是怎么死的呢？爱老婆爱死的。荀粲爱老婆出名，他特别宣称，讨老婆别的都不重要，最重要是要漂亮。他也果然娶了一个很漂亮的老婆（名将曹洪之女）。娶过来之后他疼惜得不得了，夏天晚上热，他就先在露天的天井里把自己摊凉，睡到床上把席子弄凉了，再让老婆来睡，免得老婆热着。到了冬天呢，他就先把自己烤热，钻进被窝里把被窝弄热了，才让老婆进来睡，免得老婆冻着。有一年冬天，他老婆感冒了，发烧，那个时候没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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