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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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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四川自流井
白莎来了之后，老宅里便又多了一位女眷。楚娇原本活泼，见着这位从美国来的大姐姐，自是喜欢。幺妹对白莎倒只是客气，时常教训楚娇要记着白莎虽是年轻，可毕竟做起了学校的老师，需要叫先生。我劝她不用拘泥旧礼，何况白莎又不同于旁人，这样反而见外。可她却执意名分该是如此，闹得楚娇反而不愿再去幺妹那里。
好在白莎原本就没准备在我这里常住。过了年，她搬去了学校的教工宿舍。那里虽是不比李家宽敞，可白莎却是喜欢。我和德诚说起，现在的白莎，穿着打扮，言谈举止，活脱脱就是个地道的中国姑娘了。他听了，却是笑我因为留过洋，却也说不清什么才是地道的中国姑娘。
德诚这么想也是不无道理，毕竟白莎还是有她的特别。跟别的女孩子在一起时，她和同龄人一样，喜欢咯咯地笑个不停，但在我们这些成年人面前，她总是充满自信、富于雄辩，完全没有女孩子的矜持或是羞怯。
一日我问起她在学校适应得如何。
“孩子们很可爱，就是那校长太讨厌了。”她快语答道。
“他把我们所有人都看做是迷失的异教徒。我告诉他我从小受洗，可他还是用怀疑的眼光看我。哼，我看啊，在他看来，连上帝都把不同的种族分成三六九等。”
“还有呢，他总是装着用英国口音说话，还责怪我把孩子们都教成了美国口音。这个人简直是个老古董，还虚伪。我听另一位加拿大老师说，他原本的口音实际上就是很乡下的，自己觉着不好意思，所以才拿腔作调。”
对这加拿大校长我虽也有同感，可碍着自己校董的位子，却也不好再说什么，便岔开话题，问道：“中国老师怎么样，应该还好吧？”
“这也不好说，”白莎狡黠地笑笑，“要看你想听客套话还是心里话了。”
见我点头示意，她便接着说下去：“要是说客套话，大家自然都对我好，没得挑剔。可是说心里话呢，我觉着他们其实还是不把我当自己人看。”
“这怎么说？”我不解地问道，“你们是同事、同龄，又同吃、同住，不是很容易便能成朋友”。
“刚开始，我只是觉着他们和我见外。可是，慢慢地，我就觉出来，有些人是有事瞒着我的。”
“你知道吗，舅舅，”她一下子压低了声音，好像要讲一个很大的秘密，“我听几位老先生说，年轻的老师里面有人是共产党。”
白莎摆弄着手腕上的镯子，认真地说道：“一说到共产党，大家就神秘兮兮的。刚说出口，又突然停住，可你能觉出来，他们肯定在学校里有人。”
“我听人说，咱们学校原本有位教中文的丁先生。学生们和年轻的老师可喜欢他了。前年他去了重庆教书，结果没有两天就被当共产党抓起来了。”
“大家都说，他哪里也不像是报上说的革命党那样张牙舞爪。人那么斯文，又总是在想事情，是位真正的绅士。”
此时白莎的眼中透出的既有好奇又有向往，虽不强烈，可却已令我焦虑不安。
“白莎，这事你一定听我的。你看，我这些年，境遇虽是不济，可至少还算是苟全于乱世。能如此维持，那就是因为我从不过问政治。从前清到民国，年轻人不知多少因为政治误入歧途，毁了自己的前程，甚至是丢了命。”
白莎原本转动镯子的手停了下来，双眼直视着我，满是兴奋地转用英文问道：“舅舅，你是不是认识共产党？能让我也见见他们吗？”
“莎拉，小声点儿！”我一定是表现得惊慌失措了。白莎夸张地用手堵住了嘴巴，但却没忍住，调皮地笑出了声。
“好了，舅舅，你别这么紧张！我只是好奇而已，而且，要想避开他们，至少得先知道他们是谁吧，对不对？”
“舅舅，你为什么不说话？你肯定有事瞒着我。我能看出来的。你这人不太会撒谎的。”也许是因为换回了英文，白莎原本已学得不错的中式淑雅此时又重归了美式的爽直。
我摇摇头说：“我真的不认识。我只是听原先在哈佛的一位学长陈先生说过。他那时在欧洲，留学生政治化很深，要么是信马克思的，要么是反马克思的，两派吵闹不绝。即便是像他这样全然不问政治的人，竟有一次也被夹在中间，几遭皮肉之苦。”
“所以说，白莎，你要听舅舅的，那就两边都不要沾。”
“舅舅，这怕也没有那么容易。白牧师和我们讲过，美国革命的时候，起初革命党和保王党也就各占五分之一，而中间的骑墙派占了五分之三。可是等到战争打起来，真的就没法再做骑墙派了。我怕中国也会是如此的。”
大约是因为话题太过沉重，她这颇有先见之明的话，讲出来，也就搁在那里了。我依然还是劝她远离政治。她虽是美国人，终究看上去是中国模样。在那个时代，沾上党争，总难免引火烧身。此后，她并没再提此事，我也就当她已听了我的忠告。
1936年圣诞节后两天，学校办了特别的感恩之会。前一天，消息传来，西安之变终归和平解决，内战危机解除，国家决心抗日。学校虽是不谈政治之地，可无论信仰、种族、籍贯，在经历了此前五年国家沉沦、山河破碎之后，终于是看到了些希望。
在回去老宅的路上，原本是我，白莎，楚娇和德诚四人同行。楚娇该是想着放假了，难抑心中的兴奋，脚下也是跑得多，走得少。德诚虽是腿上不甚方便，可是担心楚娇也只得赶着过去，不多时我和白莎便落在了后面。
好在这天还不寒冷，太阳时隐时现，野径边、竹林里仍留着绿意，如此田园意境倒也不催人快步。再走出去几步，便能觉出白莎该是有些心事。可虽是觉出来了，却也不便问她。
临近书院的旧址，前面楚娇和德诚也没了踪影，白莎终于开了口：“舅舅，你怎么一直没有入教呢？”
她这问题倒是让我难得回答，可白莎毕竟与亲人无异，却也不必对她遮掩：“这事一言难尽。信仰这样心里的事，大多是难说清的。”
她脚步迟缓，眼睛只看着地上：“我这么说，白牧师听见了，恐怕要伤心的。可是我想我能理解你的勉强。来这儿之后，我有时觉得基督教徒很奇怪，我也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就好像这片土地上呼唤着不同于基督教的信仰。”
“我没有皈依基督教这不假，但是我确实相信存在着全能的上帝。他一直在看护注视着我们，不管你在哪里，这都不会改变的，不是吗？”
她摇摇头，悠悠叹道：“我说不好，舅舅。来了中国，觉着好多再平常不过的东西都不一样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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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四川自流井
白莎来了之后，老宅里便又多了一位女眷。楚娇原本活泼，见着这位从美国来的大姐姐，自是喜欢。幺妹对白莎倒只是客气，时常教训楚娇要记着白莎虽是年轻，可毕竟做起了学校的老师，需要叫先生。我劝她不用拘泥旧礼，何况白莎又不同于旁人，这样反而见外。可她却执意名分该是如此，闹得楚娇反而不愿再去幺妹那里。
好在白莎原本就没准备在我这里常住。过了年，她搬去了学校的教工宿舍。那里虽是不比李家宽敞，可白莎却是喜欢。我和德诚说起，现在的白莎，穿着打扮，言谈举止，活脱脱就是个地道的中国姑娘了。他听了，却是笑我因为留过洋，却也说不清什么才是地道的中国姑娘。
德诚这么想也是不无道理，毕竟白莎还是有她的特别。跟别的女孩子在一起时，她和同龄人一样，喜欢咯咯地笑个不停，但在我们这些成年人面前，她总是充满自信、富于雄辩，完全没有女孩子的矜持或是羞怯。
一日我问起她在学校适应得如何。
“孩子们很可爱，就是那校长太讨厌了。”她快语答道。
“他把我们所有人都看做是迷失的异教徒。我告诉他我从小受洗，可他还是用怀疑的眼光看我。哼，我看啊，在他看来，连上帝都把不同的种族分成三六九等。”
“还有呢，他总是装着用英国口音说话，还责怪我把孩子们都教成了美国口音。这个人简直是个老古董，还虚伪。我听另一位加拿大老师说，他原本的口音实际上就是很乡下的，自己觉着不好意思，所以才拿腔作调。”
对这加拿大校长我虽也有同感，可碍着自己校董的位子，却也不好再说什么，便岔开话题，问道：“中国老师怎么样，应该还好吧？”
“这也不好说，”白莎狡黠地笑笑，“要看你想听客套话还是心里话了。”
见我点头示意，她便接着说下去：“要是说客套话，大家自然都对我好，没得挑剔。可是说心里话呢，我觉着他们其实还是不把我当自己人看。”
“这怎么说？”我不解地问道，“你们是同事、同龄，又同吃、同住，不是很容易便能成朋友”。
“刚开始，我只是觉着他们和我见外。可是，慢慢地，我就觉出来，有些人是有事瞒着我的。”
“你知道吗，舅舅，”她一下子压低了声音，好像要讲一个很大的秘密，“我听几位老先生说，年轻的老师里面有人是共产党。”
白莎摆弄着手腕上的镯子，认真地说道：“一说到共产党，大家就神秘兮兮的。刚说出口，又突然停住，可你能觉出来，他们肯定在学校里有人。”
“我听人说，咱们学校原本有位教中文的丁先生。学生们和年轻的老师可喜欢他了。前年他去了重庆教书，结果没有两天就被当共产党抓起来了。”
“大家都说，他哪里也不像是报上说的革命党那样张牙舞爪。人那么斯文，又总是在想事情，是位真正的绅士。”
此时白莎的眼中透出的既有好奇又有向往，虽不强烈，可却已令我焦虑不安。
“白莎，这事你一定听我的。你看，我这些年，境遇虽是不济，可至少还算是苟全于乱世。能如此维持，那就是因为我从不过问政治。从前清到民国，年轻人不知多少因为政治误入歧途，毁了自己的前程，甚至是丢了命。”
白莎原本转动镯子的手停了下来，双眼直视着我，满是兴奋地转用英文问道：“舅舅，你是不是认识共产党？能让我也见见他们吗？”
“莎拉，小声点儿！”我一定是表现得惊慌失措了。白莎夸张地用手堵住了嘴巴，但却没忍住，调皮地笑出了声。
“好了，舅舅，你别这么紧张！我只是好奇而已，而且，要想避开他们，至少得先知道他们是谁吧，对不对？”
“舅舅，你为什么不说话？你肯定有事瞒着我。我能看出来的。你这人不太会撒谎的。”也许是因为换回了英文，白莎原本已学得不错的中式淑雅此时又重归了美式的爽直。
我摇摇头说：“我真的不认识。我只是听原先在哈佛的一位学长陈先生说过。他那时在欧洲，留学生政治化很深，要么是信马克思的，要么是反马克思的，两派吵闹不绝。即便是像他这样全然不问政治的人，竟有一次也被夹在中间，几遭皮肉之苦。”
“所以说，白莎，你要听舅舅的，那就两边都不要沾。”
“舅舅，这怕也没有那么容易。白牧师和我们讲过，美国革命的时候，起初革命党和保王党也就各占五分之一，而中间的骑墙派占了五分之三。可是等到战争打起来，真的就没法再做骑墙派了。我怕中国也会是如此的。”
大约是因为话题太过沉重，她这颇有先见之明的话，讲出来，也就搁在那里了。我依然还是劝她远离政治。她虽是美国人，终究看上去是中国模样。在那个时代，沾上党争，总难免引火烧身。此后，她并没再提此事，我也就当她已听了我的忠告。
1936年圣诞节后两天，学校办了特别的感恩之会。前一天，消息传来，西安之变终归和平解决，内战危机解除，国家决心抗日。学校虽是不谈政治之地，可无论信仰、种族、籍贯，在经历了此前五年国家沉沦、山河破碎之后，终于是看到了些希望。
在回去老宅的路上，原本是我，白莎，楚娇和德诚四人同行。楚娇该是想着放假了，难抑心中的兴奋，脚下也是跑得多，走得少。德诚虽是腿上不甚方便，可是担心楚娇也只得赶着过去，不多时我和白莎便落在了后面。
好在这天还不寒冷，太阳时隐时现，野径边、竹林里仍留着绿意，如此田园意境倒也不催人快步。再走出去几步，便能觉出白莎该是有些心事。可虽是觉出来了，却也不便问她。
临近书院的旧址，前面楚娇和德诚也没了踪影，白莎终于开了口：“舅舅，你怎么一直没有入教呢？”
她这问题倒是让我难得回答，可白莎毕竟与亲人无异，却也不必对她遮掩：“这事一言难尽。信仰这样心里的事，大多是难说清的。”
她脚步迟缓，眼睛只看着地上：“我这么说，白牧师听见了，恐怕要伤心的。可是我想我能理解你的勉强。来这儿之后，我有时觉得基督教徒很奇怪，我也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就好像这片土地上呼唤着不同于基督教的信仰。”
“我没有皈依基督教这不假，但是我确实相信存在着全能的上帝。他一直在看护注视着我们，不管你在哪里，这都不会改变的，不是吗？”
她摇摇头，悠悠叹道：“我说不好，舅舅。来了中国，觉着好多再平常不过的东西都不一样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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