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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宇宙其也久矣，其日月星辰也久矣，其人世尘寰也久矣。若夫天地化育万物而有灵，其人生于天地之间，为灵之灵者也。然则，其人也苦：采集、牧耕、渔猎，劳作经年而不息；争战掠夺、杀戮兼并而不止。即或王霸天下盛极一时，终究湮没于其后来者。众生营营，生死荣辱，名来利往，役役其生，其兴也苦，其亡也悲。
帝见其苦，不忍其悲，遂奈何已升天，遂问于天曰：“朕闻上古之世，天下大同，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官民一体，海内升平，其人度春秋百岁而不衰；今时之世，天下攘攘，盗匪侵凌，谋财害命，官贪吏污，海内汹汹，其人虽半百而憔悴损矣。此时世异乎？此人失其道乎？”
玄子对曰：“上古之世，其人也稀，其物也广，其人近道，法天地阴阳而起居有常，虚静其物，恬淡其心，天人同一而神形一体，故能尽其天年。今时之世，其人熙熙，其物穷鄙，其人以贪，其人以欲，以酒色财气而竭其精，以虚念妄想而竭其神，故其人失其道而衰也。”
帝曰：“自远古至于周世，其道惟一而已。迨至于春秋，百家之说日盛，沸沸扬扬而天下大乱。此何以故？请为言之。”
玄子曰：“远古之世，道心即为天心，天心即为民心，故其道一也。其道一，君民一体，财物一家，故能久而弥远。后有夏桀之荒淫暴虐，商辛之穷奢极欲，周幽王之贪婪腐败，其亡者兴衰之理也。春秋之时，诸侯争霸，战乱分乘，人心无定。君王欲图强，民众欲思安，各国皆养士而求强。其时士人流徙，纷纷游说其学，诸子诘难，相互争鸣，儒墨道法，兵名纵横，阴阳杂说，万象纷呈，百家之说兴而王霸之始。王霸之途维艰，创业艰难，守业亦难，兴业更甚，征战兼并不已，是故天下大乱矣。”
帝曰：“其始若何？”
玄子曰：“百家虽兴，其说不一，是非难辨。其国虽纷纷改革，兴利除弊，却因世袭利益难舍，变法难为，终究夭折。独秦改革变法并行，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外修政理；废井田、重耕织、奖军事。历经艰辛，商君殉国，秦却终以“法”而霸天下。”
帝曰：“以法霸天下，其将如何？”
玄子曰：“秦以鄙陋之地而谋求变法图强，历越三百余年而亡诸侯，鞭笞天下。楚虽据有江汉，几经改革，曾一度国富而民强，历国八百余年而欲问鼎中原，后虽有屈原之振兴，终因腐败而亡。然秦以暴力图霸天下，焚书禁学，以法为宗，以吏为师，苛政如虎，终究覆灭。秦吞天下，百越臣服而匈-奴侵扰。帝虽有霸天下一统华夷之功，然则为求苟安乃北筑长城而守藩篱，不思进取平复，劳师退守于长城之内，寻仙山而求长生之药，致使天下疲惫，民不聊生而反，杀戮不止，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秦楚兴亡之由，皆出于内而非外也，无法亦亡，法甚亦亡。”
帝曰：“其匈-奴气盛，长城可御否？”
玄子曰：“否也。长城者，外物耳。春秋战国诸侯争霸，争相设防而为城关隘口，求得一时苟安，却劳民伤财，终究无用。昔者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师夷之长，虽筑云中、雁门、代郡之长城，权宜之计，是为备战之用以图燕云之地也。此为以守为攻之策也。帝则不然。帝一统天下，推行法治，拆毁诸侯城关隘口，焚禁百家，唯连筑北长城以防匈-奴侵凌。虽有蒙恬北进，却未能竟功。”
帝曰：“匈-奴如何？”
玄子曰：“匈-奴者，远古之黑帝和叔之后裔，居中原之北，游牧而居。商亡夏，夏人亡于北；周灭商，商人众，不服周而亡北。夏人商人与匈-奴人融合分化而成匈奴诸部族，春秋战国之时见中原大乱，每每欲南下而牧马。昔者有赵国拒之而北逐燕云。迨至帝霸天下，匈奴之势，日渐其盛，侵凌频繁，故帝筑长城而以雄兵守拒之。国力耗费，民怨沸腾，致使民起而抗之，此即固守之谬也。倘若帝以蒙恬为将，帅虎狼之师，以攻为守，北击匈-奴，和而统之，则秦亡未必如此迅捷也。若是，则岂有后世之难耳。”
帝曰：“今可得力挽乎？”
玄子曰：“悔之晚矣。帝霸天下而忽天下，帝见民之苦悲，而感于生死之义，善也。当期后世之君可为也。”
帝曰：“后世如何？”
玄子曰：“秦亡而汉兴，匈-奴正值鼎盛时期，匈-奴与汉征战数十年，汉以‘和亲’策略，韬光养晦，国力日渐强盛，最终克定漠北，统和西域。匈-奴之名亡于汉，而后兴于西亚，复盛于欧。汉虽筑长城，即为防御工事，更是‘胡商御道’，足见汉与赵武灵王之思想相似，长城之用，权宜之计也。匈-奴既灭，汉遂以儒王天下。汉后有唐，儒学、道学、释学相容，兴仁道而王天下，盛世华唐也。”
帝曰：“以儒者王天下者何？”
玄子曰：“儒者，‘修身、齐家、治国’而平天下者也。汉以此而平天下，儒家始兴，自此人政文治中原数千年之久。汉、唐之盛，非长城之功，实乃儒学之功也。汉、唐王天下，非其仁政也，实乃以武功一统天下也。其后以仁而治，天下咸归。”
帝曰：“孔子之仁政者，以德为政，宽以待民，恩惠百姓，以获民心，而得天下。果乎？”
玄子曰：“此仁政是也，为治国之术耳，非平天下之术也。汉、唐得天下，其之于内曰仁，其之于外则韬光隐晦，谋略杀伐，汉灭匈-奴，唐亡突-厥，霸道而已。是故天下咸服，万商云集，创盛世之伟业也。”
帝曰：“然也，朕不仁也。然则汉、唐何以败亡？”
玄子曰：“汉其所以亡，吏政宦官之患也。唐所以败亡，藩镇割据，类东周之诸侯乱政也。汉亡于贪婪之心，唐亡于权力之欲。制衡之术，不可不慎。”
帝曰：“其后若何？”
玄子曰：“唐后天下大乱，而后有宋辽，南有宋兴，北有辽盛，西域有西夏、回鹘、墨汗、吐蕃、大理诸国，相互对峙，无有作为。及至宋金，蒙-古兴起，灭辽而金兴，西夏、西辽、吐蕃、大理诸国依旧对峙，数百年相对平静。如此两宋之时，造就骚人墨客无数，文人掌权统兵，不思进取，但求苟安，终究无为。”
帝曰：“蒙-古兴若何？”
玄子曰：“蒙-古兴，则攻占杀伐不停，锐意进取，武威四海，征战四方，牧野天下。然则，其人黜汉而排外，牧野天下尚可，牧野天下人却不可。是故其虽强大，其人甚少，其力必殆，其亡也迅。”
帝曰:“其后如何？”
玄子曰：“其后明兴而与蒙-古对峙。故以长城抵而御之。明无‘和亲岁币’之约，也曾北进蒙-古高原，南征安南之国，更有西洋之远航，一度引领世界，成为万国朝膜之所。然其君臣混乱，宦官当权，腐败至极，民起而抗之，长城何用之有？其后满人兴于东北，征服蒙-古人而威逼长城，究竟亡国。满人遂入主中原，建立满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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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宇宙其也久矣，其日月星辰也久矣，其人世尘寰也久矣。若夫天地化育万物而有灵，其人生于天地之间，为灵之灵者也。然则，其人也苦：采集、牧耕、渔猎，劳作经年而不息；争战掠夺、杀戮兼并而不止。即或王霸天下盛极一时，终究湮没于其后来者。众生营营，生死荣辱，名来利往，役役其生，其兴也苦，其亡也悲。
帝见其苦，不忍其悲，遂奈何已升天，遂问于天曰：“朕闻上古之世，天下大同，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官民一体，海内升平，其人度春秋百岁而不衰；今时之世，天下攘攘，盗匪侵凌，谋财害命，官贪吏污，海内汹汹，其人虽半百而憔悴损矣。此时世异乎？此人失其道乎？”
玄子对曰：“上古之世，其人也稀，其物也广，其人近道，法天地阴阳而起居有常，虚静其物，恬淡其心，天人同一而神形一体，故能尽其天年。今时之世，其人熙熙，其物穷鄙，其人以贪，其人以欲，以酒色财气而竭其精，以虚念妄想而竭其神，故其人失其道而衰也。”
帝曰：“自远古至于周世，其道惟一而已。迨至于春秋，百家之说日盛，沸沸扬扬而天下大乱。此何以故？请为言之。”
玄子曰：“远古之世，道心即为天心，天心即为民心，故其道一也。其道一，君民一体，财物一家，故能久而弥远。后有夏桀之荒淫暴虐，商辛之穷奢极欲，周幽王之贪婪腐败，其亡者兴衰之理也。春秋之时，诸侯争霸，战乱分乘，人心无定。君王欲图强，民众欲思安，各国皆养士而求强。其时士人流徙，纷纷游说其学，诸子诘难，相互争鸣，儒墨道法，兵名纵横，阴阳杂说，万象纷呈，百家之说兴而王霸之始。王霸之途维艰，创业艰难，守业亦难，兴业更甚，征战兼并不已，是故天下大乱矣。”
帝曰：“其始若何？”
玄子曰：“百家虽兴，其说不一，是非难辨。其国虽纷纷改革，兴利除弊，却因世袭利益难舍，变法难为，终究夭折。独秦改革变法并行，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外修政理；废井田、重耕织、奖军事。历经艰辛，商君殉国，秦却终以“法”而霸天下。”
帝曰：“以法霸天下，其将如何？”
玄子曰：“秦以鄙陋之地而谋求变法图强，历越三百余年而亡诸侯，鞭笞天下。楚虽据有江汉，几经改革，曾一度国富而民强，历国八百余年而欲问鼎中原，后虽有屈原之振兴，终因腐败而亡。然秦以暴力图霸天下，焚书禁学，以法为宗，以吏为师，苛政如虎，终究覆灭。秦吞天下，百越臣服而匈-奴侵扰。帝虽有霸天下一统华夷之功，然则为求苟安乃北筑长城而守藩篱，不思进取平复，劳师退守于长城之内，寻仙山而求长生之药，致使天下疲惫，民不聊生而反，杀戮不止，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秦楚兴亡之由，皆出于内而非外也，无法亦亡，法甚亦亡。”
帝曰：“其匈-奴气盛，长城可御否？”
玄子曰：“否也。长城者，外物耳。春秋战国诸侯争霸，争相设防而为城关隘口，求得一时苟安，却劳民伤财，终究无用。昔者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师夷之长，虽筑云中、雁门、代郡之长城，权宜之计，是为备战之用以图燕云之地也。此为以守为攻之策也。帝则不然。帝一统天下，推行法治，拆毁诸侯城关隘口，焚禁百家，唯连筑北长城以防匈-奴侵凌。虽有蒙恬北进，却未能竟功。”
帝曰：“匈-奴如何？”
玄子曰：“匈-奴者，远古之黑帝和叔之后裔，居中原之北，游牧而居。商亡夏，夏人亡于北；周灭商，商人众，不服周而亡北。夏人商人与匈-奴人融合分化而成匈奴诸部族，春秋战国之时见中原大乱，每每欲南下而牧马。昔者有赵国拒之而北逐燕云。迨至帝霸天下，匈奴之势，日渐其盛，侵凌频繁，故帝筑长城而以雄兵守拒之。国力耗费，民怨沸腾，致使民起而抗之，此即固守之谬也。倘若帝以蒙恬为将，帅虎狼之师，以攻为守，北击匈-奴，和而统之，则秦亡未必如此迅捷也。若是，则岂有后世之难耳。”
帝曰：“今可得力挽乎？”
玄子曰：“悔之晚矣。帝霸天下而忽天下，帝见民之苦悲，而感于生死之义，善也。当期后世之君可为也。”
帝曰：“后世如何？”
玄子曰：“秦亡而汉兴，匈-奴正值鼎盛时期，匈-奴与汉征战数十年，汉以‘和亲’策略，韬光养晦，国力日渐强盛，最终克定漠北，统和西域。匈-奴之名亡于汉，而后兴于西亚，复盛于欧。汉虽筑长城，即为防御工事，更是‘胡商御道’，足见汉与赵武灵王之思想相似，长城之用，权宜之计也。匈-奴既灭，汉遂以儒王天下。汉后有唐，儒学、道学、释学相容，兴仁道而王天下，盛世华唐也。”
帝曰：“以儒者王天下者何？”
玄子曰：“儒者，‘修身、齐家、治国’而平天下者也。汉以此而平天下，儒家始兴，自此人政文治中原数千年之久。汉、唐之盛，非长城之功，实乃儒学之功也。汉、唐王天下，非其仁政也，实乃以武功一统天下也。其后以仁而治，天下咸归。”
帝曰：“孔子之仁政者，以德为政，宽以待民，恩惠百姓，以获民心，而得天下。果乎？”
玄子曰：“此仁政是也，为治国之术耳，非平天下之术也。汉、唐得天下，其之于内曰仁，其之于外则韬光隐晦，谋略杀伐，汉灭匈-奴，唐亡突-厥，霸道而已。是故天下咸服，万商云集，创盛世之伟业也。”
帝曰：“然也，朕不仁也。然则汉、唐何以败亡？”
玄子曰：“汉其所以亡，吏政宦官之患也。唐所以败亡，藩镇割据，类东周之诸侯乱政也。汉亡于贪婪之心，唐亡于权力之欲。制衡之术，不可不慎。”
帝曰：“其后若何？”
玄子曰：“唐后天下大乱，而后有宋辽，南有宋兴，北有辽盛，西域有西夏、回鹘、墨汗、吐蕃、大理诸国，相互对峙，无有作为。及至宋金，蒙-古兴起，灭辽而金兴，西夏、西辽、吐蕃、大理诸国依旧对峙，数百年相对平静。如此两宋之时，造就骚人墨客无数，文人掌权统兵，不思进取，但求苟安，终究无为。”
帝曰：“蒙-古兴若何？”
玄子曰：“蒙-古兴，则攻占杀伐不停，锐意进取，武威四海，征战四方，牧野天下。然则，其人黜汉而排外，牧野天下尚可，牧野天下人却不可。是故其虽强大，其人甚少，其力必殆，其亡也迅。”
帝曰:“其后如何？”
玄子曰：“其后明兴而与蒙-古对峙。故以长城抵而御之。明无‘和亲岁币’之约，也曾北进蒙-古高原，南征安南之国，更有西洋之远航，一度引领世界，成为万国朝膜之所。然其君臣混乱，宦官当权，腐败至极，民起而抗之，长城何用之有？其后满人兴于东北，征服蒙-古人而威逼长城，究竟亡国。满人遂入主中原，建立满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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